今年4月25日，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23周年纪念日。 23年前，4.25事件发生当晚，此前长达七年从未就法轮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在写给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对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没有搞清楚，竟然得出必须“战胜法轮功”的结论。

江泽民的这个结论是23年来中共镇压法轮功最重要的依据。中共在法轮功问题上颠倒黑白，祸国殃民，毒害世界，皆与这个结论有关。

在纪念4.25事件23周年之际，为了正本清源，有必要对一些重要史实进行回顾和总结。本文着重对公安部与法轮功的正面关系做一个简要回顾，或许对当前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特别是警官，有所帮助。

在迫害发生前和迫害发生后，公安部与法轮功之间都存在正面关系。这里，列举十例：

一，李洪志先生应邀为前公安部长王芳治病

1993年8月24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应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邀请，专程到公安部，为王芳治病。

王芳曾长期在浙江省公安系统工作。毛泽东一生40次到杭州，38次由王芳负责毛的警卫工作。王芳因此被称为毛的“大警卫员”。文革期间，王芳挨整八年多，其中，在北京被关押六年。

王芳1987年3月调任公安部党组书记，4月任公安部长，5月兼任武警部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1988年4月，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

1993年8月，王芳退居二线后，任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会长、中国警察学会名誉会长。

二，李洪志先生应邀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治病

1993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第三次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李洪志先生应邀为与会代表做了免费康复治疗。

1993年8月31日，公安部所属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向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发出感谢信。信中写道：

“8月30日，李洪志先生带领一批法轮功气功师，来到会议上为近百名会议代表治病，治病效果之显着得到了普遍的称赞。”

“接受治疗者有的是因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和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是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除了头痛、眩晕等症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上的肿瘤；有的是在24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炎等症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症状的效果。在近百人的治疗中，除一位轻微病患者没有明显感受外，其余全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明显疗效。”

“经法轮功治疗的代表们对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作出这一安排非常感激，说这是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作的又一实事，而直接为代表们做了这一实事的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这也是支持全国人民群众发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实际行动。”

“为此，我会特向您及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是中共少将，中共国防工业的重要领导人，曾参与组织并指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第一次原子弹空爆试验，第一次原子弹、氢弹结合试验，洲际导弹、通信卫星试验、中国银河亿次计算机的研制试验，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岳父。

三，李洪志先生向见义勇为基金会捐款4000元

1993年12月27日，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上面写道：“李洪志先生为发扬中华民族见义勇为传统美德，维护社会治安，匡扶社会正义，慷慨捐赠人民币4000元，特发此证，以资纪念。”

四，李洪志先生向见义勇为基金会捐款近6万元

1994年5月14日、15日，李洪志先生应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之邀，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礼堂，举行了两场带功报告会，所得收入近6万元，全部捐给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李洪志先生还将1000本《法轮功》，捐赠给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代赠各图书馆。

五，李洪志先生在公安大学举办法轮功学习班

1992年至1993年，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共举办了13期法轮功学习班。

1993年7月25日至8月3日，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礼堂，举办了北京第11期法轮功学习班，约2200人参加，主办单位是中国气功科研会功理功法委员会。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公安部直属高校。

六，李洪志先生在公安大学举办《转法轮》首发式

1995年1月4日，《转法轮》首发式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礼堂举行。李洪志先生出席并讲法，讲法内容被收入《转法轮法解》一书。

李洪志先生所着的《转法轮》，是法轮功最重要的指导书。1994年12月，由广播电视部所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公安大学礼堂首发的《转法轮》，现在已被翻译成40多种外文，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被翻译成外语语种最多的中文经典。

七，公安部有不少人修炼法轮功

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可能是原公安部官员叶浩。叶浩1937年出生于福州，195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1年任公安部十一局副局长，1996年退休。

叶浩因为体弱多病，在求助西医、中医、食补、药补等全都无效之后，从1978年开始研究和学炼气功。在上世纪80-90年代气功热的时候，中国出现2400多种气功，叶浩考察了许多功法之后，认定法轮功是最好的，并于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仅得到身体的康复，而且得到心灵的升华。

如今，定居加拿大、84岁高龄的叶浩，已修炼法轮功30年。叶浩认为，法轮功是他一生追寻的真正的正道大法、高德大法。叶浩的太太、两个女儿都修炼法轮功。

这里，也特别讲一下，在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已洪传到亚、欧、美、澳、非五大洲的1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台湾到德国到加拿大，有不少警官修炼法轮功。

八，4.25事件前公安部没有向中央提交否定法轮功的报告

法轮功在传播过程中，曾遭遇过各种干扰。比如，公安部内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曾企图为打压法轮功寻找法轮功的所谓“违法犯罪”证据。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以秘密方式，深入调查、搜集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

但是，根据笔者了解到的情况，直到1999年4月25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进行了长达9个多月的调查，没有发现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

4.25事件发生前，公安部没有向中央政法委、国务院、中共中央提交否定法轮功的报告。

九，2000年公安部的“通知”没有“跟江泽民保持一致”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同年10月25日，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第一次称“法轮功是X教”。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X教》。从此，中共主流媒体一直将法轮功作为X教进行猛烈批判。

2000年4月30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9个多月后，公安部制作了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的附件《现已认定的邪教组织情况》写道：“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其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7种。”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

2000年5月10日，公安部办公厅将上述通知及附件，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抄送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家安全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党委、公安部办公厅、公安部一、三、五、六、十、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局。

这是一份发至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的正规文件。

这个文件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法轮功问题上，没有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

十，2005年公安部的“通知”也没有“跟江泽民保持一致”

2005年，是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第六个年头。

2005年4月9日，公安部制作了公通字【2005】39号文件《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的附件《现已认定的邪教组织情况》中列举的邪教组织共14种，其中没有法轮功。

这个文件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在法轮功问题上，没有跟江泽民保持一致。

我的四点看法

第一，关于李洪志先生给前公安部长王芳治病问题。王芳是资历很老的中共公安系统高官，官至副国级。中共副国级及以上高官，被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王芳可能随随便便找一个人给他治病吗？王芳是一个可以轻易被糊弄或欺骗的人吗？从常识和逻辑看，能够给王芳看病的人，一定是一个有真本事的人。

第二，如果江泽民不发动迫害法轮功，到今天，公安部与法轮功之间可能一直保持着良性的互动关系。公安部可能有更多的警官及其家人修炼法轮功，并从中受益。

第三，4.25事件前公安部没有向中央提交否定法轮功的报告，除了我本人了解的情况外，还有一个重要证据：

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是分管中央政法委的常委，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时任公安部长贾春旺，都是尉健行的部下。如果4.25事件发生前公安部向中央提交过否定法轮功的报告，尉健行肯定会看到。如果尉健行看到这个报告，他肯定要警告我，不许我修炼法轮功。但是，4.25事件发生前，尉健行从来没有反对我修炼法轮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尉健行从来没有收到过公安部否定法轮功的报告。

第四，公安部“跟江泽民不保持一致”的两个通知，值得直到今天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所有610办公室官员、警官、检察官、法官、狱警深思。

中共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是“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具体地说，是“跟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保持高度一致”。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公安部，2000年、2005年发布的两个通知，居然“跟江泽民不保持一致”。

尤其是，2005年担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是江泽民提拔重用的最重要亲信的之一，也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最重要的帮凶之一。然而，就在周永康当公安部长时，公安部制作、下发到全国的通知居然“跟江泽民不保持一致”！

这用中共信奉的无神论解释不了，用中共信奉的唯物主义解释不了，用中共反复强调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说法更是解释不了。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老天爷不允许。

结语

1999年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原公安部长，后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已被判无期徒刑；原公安部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已被判刑15年；原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已被判刑13年半；原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610办公室主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孙力军，已被提起公诉，正等待被重判；原公安部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傅政华，已被逮捕，也将面临被重判；原公安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刘彦平，已经落马被查，肯定会被判刑。

值此4.25事件发生23周年之际，我希望今天中共公安部的官员都能够看一看这篇文章谈到的真相，以周永康等为戒，尽快与江泽民切割，在最后的大清算、大审判到来前，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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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我给尉健行送信的回忆与思考

1999年4月25日，北京发生了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事件。这是中共建政73年来最和平、理性的一次上访事件。 当晚，此前长达七年从未就法轮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在写给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对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没有搞清楚，竟然得出了必须“战胜法轮功”的结论。

这是中共最高当局第一次白纸黑字就法轮功问题表态，而且是否定性的。江泽民的这个结论，是1999年7月20日以来持续23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最重要的依据。

但是，无数事实，包括我的亲身经历，都充分证明：江泽民的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此前，我曾就此写过许多文章。值此4.25事件23周年之际，再结合我亲历的一件事，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亲自给尉健行送信

4.25事件发生前5个月，作为一名中纪委监察部官员，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曾亲手给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送过三份反映法轮功问题的材料。

1998年一整年，我只出过一次差。那年的11月下旬，我被安排到中国的东北、西南、西北做调研。对于一个常年累月在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做文字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到外边走一走、看一看的机会。

然而，就在我出差的第三天，正当我在黑龙江省海林县“杨子荣纪念馆”参观时，突然接到中纪委领导的电话，要我立即赶回北京。

次日一大早，我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坐飞机直飞北京。

到单位后，我才知道：此次回京与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有关。

原来，1998年12月，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为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中央有关部门将召开一个研讨会。胡锦涛在审定这个研讨会的议程时，发现没有中纪委领导出席讲话，而中纪委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重建的。胡锦涛表示，这个研讨会上必须有中纪委领导发言。胡锦涛的指示下达时，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中纪委领导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起草一个讲话稿。于是，我被紧急召回北京。

1998年11月22日左右，我们集中在北京的一家宾馆起草讲话稿。与此同时，中纪委也在这个宾馆召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书记座谈会，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出席。吃饭的时候，我们和会议代表在宾馆的餐厅一起用餐。

当晚，我突然想到，不久前，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给江泽民写了一封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20多位留学美国的博士写了一篇反映法轮功问题的文章《海外学子的心声》，我本人也给江泽民写过一篇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

吃过晚饭后，我立即赶回家中，把这三份材料带上，再赶回宾馆。然后，我将我本人致江泽民的信，改写成致尉健行的信。我准备在吃饭的时候将这三份材料送给尉健行。

当时，负责尉健行保卫工作的中纪委保卫处的一名官员也是法轮功学员。我跟他商量说：“我想给尉健行送信，你看怎么样？”他有点顾虑，想了想说：“最好不要送。”我说，我做没做，是我的事；我做了，结果如何，我不求。我坚持给尉健行送信。他说，你坚持做，那到时候，我配合你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一个人关在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直在电脑上写文章。大约到了中午12点时，我出门一看，楼道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想，可能都去餐厅吃饭去了。我连忙上楼，取了“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海外学子的心声”，以及我自己写给尉健行的信，共三份材料，装在一个大信封内，然后去餐厅吃饭。

到餐厅门口，服务员直接将我领到中纪委保卫处的那名法轮功学员身边。当时，他已经快吃完了，桌上的菜也不多了。他吃完后，出去转了一圈，回到我身边，小声对我说，这桌的菜太少了，我带你到另一桌吃。这一桌是尉健行的司机在就餐，他们刚来不久，桌上的菜很丰盛。这个餐桌正好紧挨着尉健行的餐桌。

吃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来，将大信封拿上，直接走到尉健行身边，轻轻拍了一下尉健行的肩膀，跟他简单谈了一下起草讲话稿的事之后，说：“我给您写了一封信，是反映法轮功问题的，涉及几千万人的事，麻烦您抽空看一看。”尉健行接过信后，说：“好，我一定看，一定看。”

我为什么给尉健行送信？

第一，法轮功问题是一个涉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大内政外交问题。

法轮功是1992年5月13日，由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从中国东北的长春市传出的。到1999年4月25日，传出近7年，不仅传遍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还传到香港、澳门、台湾，及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

1996年11月，第一届国际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与会。我参加了这次国际法会，并与台湾法轮功学员分在一个组进行交流。

因此，处理法轮功问题，除了涉及如何对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外，还涉及如何对待香港、澳门、台湾的法轮功学员，如何对待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

还涉及如何对待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如何对待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如何对待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

第二，尉健行是七位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

第三，尉健行是二十二位中共政治局委员之一。

第四，尉健行是七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

第五，尉健行是分管中央政法委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贾春旺等，都是尉健行的部下。

尉健行看过我送给他的三份材料后，将它们交给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这是彭吉龙亲口对我讲的。彭吉龙是尉健行所有文字的最后把关人，是尉健行最信任的人之一。

从1998年11月22日左右收到我的信，到1999年4.25事件发生时，长达5个多月，尉健行对我送给他的三份材料没有表达任何反对意见，对我修炼法轮功没有表达任何反对意见。不仅如此，在4.25事件发生前九天，1999年4月16日，我还参加了尉健行在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起草。

最高层的五大信息说明什么？

上述情况透露出当时中共最高层对待法轮功的信息至少有以下五点：

第一，至1999年4月2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从来没有开会讨论过法轮功问题，更没有得出必须全盘否定法轮功、战胜法轮功的结论。

我送给尉健行的“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是1998年8月底写的。联署人包括中纪委监察部第七纪检监察室副局级官员葛秀兰等。如果江泽民收到这封信后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对法轮功问题提出否定性意见，尉健行肯定会立即对葛秀兰提出批评，并警告葛秀兰，包括我，不得修炼法轮功。

但是，直到1999年7月20日，尉健行从来没有反对葛秀兰和我修炼法轮功。

第二，至1999年4月25日，中共政治局从来没有开会讨论过法轮功问题，更没有得出必须全盘否定法轮功、战胜法轮功的结论。

尉健行、罗干都是中共政治局委员。

第三，至1999年4月25日，中央书记处从来没有开会讨论过法轮功问题，更没有得出必须全盘否定法轮功、战胜法轮功的结论。

尉健行、罗干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四，至1999年4月25日，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从来没有向尉健行汇报全盘否定法轮功的调查结论。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以秘密方式，深入调查、搜集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

但是，据我了解的情况，到1999年4月25日，虽然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问题进行了长达9个多月的调查，但是，没有发现法轮功的所谓“违法犯罪”证据。

不仅如此，1993年8月24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接受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邀请，专程为原公安部长王芳治过病。从公安部到全国各地公安系统，有很多警官修炼法轮功。

到1999年4月25日，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从来没有向尉健行提交全盘否定法轮功的报告。

第五，至199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也没有讨论过法轮功问题，更没有得出必须全盘否定法轮功、战胜法轮功的结论。

这五大信息说明：4.25事件发生前，中共最高层没有对法轮功问题做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江泽民的决策岂能不荒谬？

还必须指出的是，至4.25事件发生时，江泽民从来没有派人到中纪委监察部对法轮功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也没有派人到其它一些中央和国家机关对法轮功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比如，公安部十一局副局长叶浩，外经贸部办公厅官员张亦洁，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官员李海等，江泽民从来没有派人找他们做过调查研究。

还必须指出的是，至4.25事件发生时，江泽民从来没有对法轮功在香港、澳门的传播情况，法轮功在台湾的传播情况，法轮功在美洲、欧洲、亚洲、澳洲等许多国家的传播情况做调查研究。

正确的结论只能在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才能得出，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但是，直到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抛开上面提到的基本常识，对近在咫尺的中纪委监察部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做调查，对远在港、澳、台及美、欧、亚、澳的法轮功学员，也没有做调查，就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得出全盘否定法轮功、必须“战胜法轮功”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岂能不荒谬？

直到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从来没有指示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会调查研究法轮功问题。江泽民绕过这四个组织，一拍脑袋，就得出全盘否定法轮功、必须“战胜法轮功”的结论，并利用自己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的强势地位将这个结论强加全党。这样的结论岂能不荒谬？

中共取缔法轮功的决策过程是：先有江泽民“战胜法轮功”的结论；然后，根据这个结论找证明这个结论正确的所谓证据（凡是说法轮功好的，一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凡是说法轮功不好的，无论怎么造假，一律如获至宝）；最后，根据这些所谓的证据，作出取缔法轮功的决策。

论点是错的，论据是错的，以这样的论点和论据为基础作出的决策，岂能不荒谬？

法轮功学员4.25上访何错之有？

1999年4月29日，中纪委有关领导向我传达江泽民“战胜法轮功”的信。当时我的感觉是：江泽民可能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为了让江泽民了解法轮功的真相，1999年5月7日，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谈了法轮大法的六大好处：

第一，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第二，在祛病健身方面有奇效；第三，非常重视心性修炼，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第四，实行松散管理，不干涉国家政治；第五，促进了中外传统文化的交流，客观上已成为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因素；第六，揭示了许许多多科学的奥秘，是真正超常的科学。

这是23年前我对法轮功的认识。23年后的今天，我修炼法轮功已经26年，在国内经历了15年多的迫害，到美国已经7年多。经历了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国内到国外，从失去一切自由到获得完全自由的磨炼之后，我仍坚持认为，上述我对法轮功的认识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23年前，法轮功学员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功上访，没有错。

更具体地说，4.25事件发生前5个月，我亲自给尉健行送信反映过法轮功问题。鉴于尉健行的多重身份——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纪委书记，我等于提前5个月，向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会、中纪委发出了警报，希望中共最高层重视并妥善解决法轮功问题。

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对于客观存在的问题，我反没反映，是我的责任；我反映了，有关领导管不管，是有关领导的责任。这应该是常识。

4.25事件发生前8个月，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写了致江泽民的信，向他反映过法轮功问题。但是，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对这封信根本没有重视，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没有任何回应。这是法轮功的错？

4.25事件发生前，江泽民没有主持召开过一次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共中央全会，研究法轮功问题。这是法轮功的错？

1999年4月25日，在长时间接连不断向江泽民写信反映法轮功问题无效的情况下，在天津发生特警殴打、非法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下，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中南海和平上访。这是法轮功的错？

当时，法轮功学员提出三点诉求：第一，立即释放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公开出版发行；第三，为法轮功学员提供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

当时的台湾、香港、澳门，以及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第一个问题没有发生；第二个、第三个要求，当地政府都做到了，都不是问题。法轮功学员提出这三点诉求，何错之有？

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一整天，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演讲，没有大声喧哗，没有影响正常的交通，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行。在得知天津法轮功学员已经获释后，撤离时，地上连一片纸屑都没有留下，连警察丢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走了。如此和平、理性的上访，何错之有？

4.25事件发生的最大内因是什么？

内因是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4.25事件发生前，江泽民作为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有一切便利条件，即时了解并妥善处理法轮功问题。但是，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江泽民能够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他没有去做。这是4.25事件发生最重要的内因。

正是江泽民的严重失职，才导致了4.25事件的发生。问题出现后，江泽民不是反躬自省，主动承担责任，认真调查研究，妥善解决问题，而是倒打一耙，不仅全盘否定法轮功，还要“战胜法轮功”。这岂不是错上加错？

结语

1998年一整年我就出了一次差，我本人的意愿是很想到外面多走一走、看一看的。中纪委领导安排我外出调研，事先做了周密的计划，整个行程都安排好了，中纪委领导的本意也没有想到让我出差三天就回北京。然而，好像冥冥之中有某种特别安排似的，使我有机会给尉健行送信反映法轮功问题。

而这次我亲自给尉健行送信，似乎提前5个月，为揭穿江泽民的谬论作好了准备。

在江泽民提出“战胜法轮功”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已洪传到五大洲的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江泽民当年的荒谬。

23年来，法轮功学员已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庭上控告江泽民。21万名法轮功学员实名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

等待江泽民的，可能只剩最后的大清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