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偏爱国家的这个方面，有人偏爱国家的那个方面，究竟谁更爱一筹呢？孟子给出的答案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真正的爱国，应该优先热爱国民，其次爱江山社稷，最后才是忠于君王政权。

岳飞北上抗金，取得了完胜战局，此时却接到皇帝的班师诏，命令岳家军弃战回朝。出于为国为民之考量，岳飞坚决抗命，并回奏曰：“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几日后，战果进一步扩大，岳飞反而接连收到十二道措辞更严厉、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急令。终因援军全撤，孤军难撑，不得不洒泪班师。随后，岳飞父子被秦桧以谋反为名逮捕，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可见，岳飞的“精忠报国”，是把守护国土、忠于国民放在首位，不然就不会忤逆得罪昏君和奸臣了。

元军压境，宋恭帝选择了投降，文天祥却拒绝跟随皇帝，并继续率军英勇抗敌。后来兵败被俘，已经投降的宋恭帝又以皇帝身份前来劝降，文天祥明确回复曰：“君降臣不降”，最终慷慨就义。所以，文天祥之爱国，也是视社稷远重于君王。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概念与孟子略有不同。他把君王政权称为国家，把民众民生称为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顾炎武认为，政权被更改，这叫做亡国。当社会上仁义道德不畅通，权贵们带着兽类走狗残害国民，而民与民互相坑害时，就叫做亡天下。维护政权，那只是君王臣子利益集团爱干不干的事，而作为平民百姓，爱护民众、保障民生才真正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是梁启超所归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有人说，没有国，哪有家？这个“国”如果指的是顾炎武口中的“天下”，兴许有些道理，但如果指的政权，那就是被当猴耍了。你祖上的祖上在明朝有家，你的祖上在被满族侵占的清朝仍然有家，你的爷爷在民国有家，你父亲在“共和国”也有家。你的列祖列宗并没有因政权的不断更替而屡遭亡家殉国，不然就断不会有今天的你。有人在这个政权下过得不太爽，就移民至另一政权，然后为了过得更爽，又移民去了再另一个政权。全世界每年有那么多人在不同政权间移来移去，谁会认为自己是丧家犬亡国奴呢？很多国家，干脆就是几套班子轮流执政，也没见人们一会儿有家一会儿亡家的情形。可见，家与政权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同生共死关联。相反，《尚书》强调：“民惟邦本，本固君宁。”只有国民，才真正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必须民心稳固了，政权才得以安宁。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被中国人崇尚了二千多年的信条，其逻辑顺序从来没有颠倒过。平定天下，必须以治理好国家为前提。有的国家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比如说朝鲜，比如说以前的东德，人们千方百计都想要逃离，这样的政权，如果让其解放了全世界，或者，让其去为全世界指明发展的方向，一定会祸乱天下。治理好国家，又需要以爱家齐家为基础。如果有人连家人都不爱、连基本的家庭道义都不愿意承担，怎么可能真正做到爱国爱民并以天下为己任呢？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又都必须以修身养德作为根本之根本。一个利益至上、缺乏道德敬畏的人，为了蝇头小利可以将同乡同学朋友出卖，只要筹码稍大，连抛妻弃子坑爹都在所不辞，而其所谓的“爱国”最终会沦为欺世盗名、窃取国家利益的幌子，几乎也就是必然而然的。芮成钢、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周永康、那么多的贪官污吏硕鼠……一桩桩，一件件，鲜活而经典。他们无一不曾是高高在上的爱国楷模乃至爱国化身，然而，多少丑陋不堪言说，多少祸国殃民假爱国之名疯狂潜行！

国与国之爱，国与人之爱，人与人之爱，其间很多道理都是共通的。爱慕以色，色衰而爱驰；苟合以利，利尽则反目；倾心于势，势弱而恩断……如此种种，表面上言爱，骨子里爱的其实是自己，只不过受声色犬马、功名利禄所驱使，暂时维系罢了。

历史曾经反复证明，并必将继续证明，凡为了私利罔顾原则、只为君王唱赞歌的人，大都是关键时刻绝尘而去甚至落井下石的人。人生经验也告诉我们，凡那些喜好在酒肉欢场上互相吹捧的朋友，恰恰都是患难之际最不靠谱的朋友。王立军薄熙来之间，长期各怀鬼胎，互留暗手，最终斗了个鱼死网破。这个故事深刻而生动地说明，坏人与坏人是不存在团结的，只会有狼狈为奸、相互算计的利益勾结。而这种勾结随时会因利益格局的紊乱而转向，说不准哪天就会将彼此埋葬。所以，历史上那些热衷于腐败与坏蛋治国、总喜欢通过利益收买去豢养小人与奴才的政权，表面看上去人多势众，但实际只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终究逃不过幻象破灭、兵败如山倒的那一天。历朝历代的末期无不如此。

唯有以良善和鸣、道义相守为基础，赤诚以待、坦坦荡荡的君子之交，才真正可以肝胆相照生死相依，才真正是日久弥坚而值得信赖的。所以智慧的人选择朋友和结婚对象，必定以道德人品作为首要考量。而明君圣主之治国，也必会致力于亲贤臣而远小人。

有人说，我爱国，所以我从不投反对票。这话要搁古代，就是标准的奸臣。视君王政权为至高无上，一味阿谀奉承，高唱赞歌，这是李林甫、秦桧、魏忠贤、和珅等等这些奸臣小人才干的事情。这话要放在当今大部分国家，也都会闹笑话。在很多国家，往往越爱国的人，越会毫不留情的批评政府和总统。据说美国小学生第一堂课的入学誓词就是：“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也说了：“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有人说，国家强大，这比什么都重要。其实，只有在藏富于民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国家强大，才是真的比较重要。而且，如何替日益强大的国家套上紧固的道义缰绳，这更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众所周知，中华武术强调武德，认为功夫越高，责任与破坏力越大，就越应该配套以严格的武德修养，不然终会害人害己。试想，让一个情绪冲动、刚愎自用、难于自控的小孩手握着枪炮炸弹，对他自己能带来多少好处呢？

二战之前的德国与日本不可谓不强大。当时全世界正发生经济危机。德国自纳粹党上台后，经济就逆势高速增长，失业率大幅降低，很快爱党爱国爱希特勒成为了主旋律。随着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成功举办，爱国情绪更是空前高涨。而且爱国主义的光环下已经难容任何批评与反对声，无数忧国忧民的异议人士被当成“国家公敌”投入监狱或直接抹杀。这时的纳粹无异于一匹疯狂而脱缰的野马，很快便将德国拖入战争泥沼，并为全世界带来了二十世纪最大的战难。日本军国势力则也是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制造了一系列暗杀、政变等恐怖事件，将所有妨碍“爱国主义”的不和谐声音通通阉割掉，然后势不可挡地从一场错误走向了另一场错误。

所以，爱国，这种天然萌生、错综复杂、盲目多变的生物性情绪，并不应该让其上升到崇高而理想的准则高度。爱国一旦成为具有强烈排它性的爱国“主义”，灾难，就开始酝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