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被红色谎言包裹的国度。从我学会说话开始,耳边就充斥着“党恩如海”的口号。小学时,每逢六一儿童节,操场上红旗飘扬,我们戴着鲜红的红领巾,高声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时的我懵懂无知,只觉得那是节日的快乐。老师笑着说:“孩子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党给的。”我们齐声回应:“听党话,跟党走!”那句口号在风中回荡,像命令,也像咒语。
但现在回想,那些歌声其实是锁链上的铃铛——清脆,却冰冷。那种“喜庆”背后隐藏着一整套对灵魂的奴役。孩子们从小被教育要感恩党,要学会牺牲,要把个人命运与党捆绑在一起。操场上回荡的不是天真的歌声,而是一个民族被洗脑的回声。
中国的教育,从来不是教人思考,而是教人服从。老师不是启发心灵的引路人,而是党的传声筒,是体制精心培育的洗脑工具。课堂上,我们被灌输“党就是太阳”“祖国是母亲”,而真正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那时老师讲起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机枪口”的故事,声音颤抖,同学们热泪盈眶。而我,却一点也没有感动。我只是迷惑——为什么一个人要用身体去挡子弹?难道死亡才是最高的荣耀?为什么从小我们学到的“英雄”,都与牺牲、服从、奉献给党有关?
后来我才明白,那一切都是中共的精神控制术。它不教人如何思考,只教人如何跪下。用悲壮掩盖恐惧,用神话取代事实,用所谓“爱国主义”驯化顺民。黄继光的“神话”被一代又一代重复,成为“舍身为党”的象征,而质疑这故事的人,却被指责为“不爱国”。
这样的教育,让整个民族失去了思辨的能力。中共把课堂变成思想工厂,把老师变成政治喉舌,把孩子变成思想统一的模具。从幼儿园到大学,每个阶段都有新的洗脑口号:从“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到“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而那些独立思考的人,要么被孤立,要么被沉默。
我曾在手机上看到北韩的少先队员在金正恩面前痛哭流涕,喊着“感谢将军恩情比天高”。那时我突然意识到,中国与北韩并没有太大区别。我们被迫感谢党的恩情,他们被迫感谢“伟大领袖”的恩典。只是中国把独裁包装得更精致,用“爱国教育”“民族复兴”的外壳掩盖奴役的本质。中共与恐怖分子没有区别,它用枪口征服身体,用谎言征服灵魂。
初中时,我渐渐有了疑问。老师要求我们在作文里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幸福生活”,我却偷偷在心里问:“没有自由,还算幸福吗?”那时候我开始听到一些被禁止的消息——有老师因为发微博批评社会被停职,有人因为转发外国新闻被抓。可在课堂上,我们仍被教导“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那种讽刺,刺得我心发疼。
上了高中,我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互联网——而不是那个被中共封锁成牢笼的中国局域网。那一刻,我仿佛推开了一扇窗,看到了真实的世界:人们可以自由讨论政治,可以信仰上帝,可以质疑权力。更早些年,我曾遇到一位老师,他在课堂上对全班说:“老师不一定是教书育人的,也可能只是戏子,或者政治宣传的工具。”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真相可以如此直白地被说出。那位老师的直言深深影响了我,让我明白:教育可以被滥用,但思想可以被唤醒。没有他的勇气和诚实,就没有今天我在美国能够自由表达的自己。
中国的学校,不是教育机构,而是思想控制的阵地。它让学生背诵,而不是思考;让老师灌输,而不是启发。那些年,我的作文被改了无数次,只因为我写下了“自由”这个词。老师皱着眉对我说:“这些词不要出现,会影响分数。”我看着那被红笔划掉的“自由”二字,心里第一次生出反抗的冲动。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国度,走进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世界。我开始重新思考过去的一切——从红领巾到国旗下的誓言,从被编造的英雄到“党的恩情”的神话。原来我们从小被剥夺的不只是言论权利,更是判断善恶的能力。
中共成功地把奴役包装成信仰,把谎言包装成真理,把麻木包装成爱国。它让无数人自豪地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然而,中国公民无法享有基本自由,而事实真相却往往被体制所掩盖。
小学的操场上,阳光下孩子们挥舞着红旗,笑着歌唱。那笑容曾经纯真,如今让我心里有些酸楚。因为我明白,那些年我们被教导的东西,让我们很难去独立思考和质疑。
回望过去,我才真正明白,正是那些勇于直言的老师,那些偶尔突破沉默的人,才为我打开了思想的出口。没有他们的启发,没有那扇通向外界的互联网之窗,就没有今天的我,能够在美国自由地思考、书写与发声。
被谎言塑造的童年,让我明白什么是自由的可贵。中共的教育体系不是为了培养独立的公民,而是为了制造顺从的工具。它害怕真相,害怕独立,害怕每一个敢于质疑的灵魂。从小学到高中,从红歌到神话,从课堂到作业,它不断灌输顺从,扼杀思考。正是因为这种系统性的洗脑,多少孩子从小就被剥夺了自由判断的能力,多少成年人依然生活在虚假的自豪和荣耀中。
如今,我选择写下我的经历,记录那些被隐瞒的事实,也希望自己和读者都能明白:教育的意义,不在于让孩子顺从,而在于教会他们独立思考。
2025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