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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音】当“保护动物”遭到封杀：为什么在中国，连“善良”都会成为一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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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YouTube：墙外音 发布时间：2026-08-03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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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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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揭阳的“疫情虐狗事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到现在都还没有平息。我们可以看到，在纽约时代广场、东京涉谷这些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方，都出现了声援这只小狗的广告。甚至连欧美的好几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也都相继向中国官方递交了质问函。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今年六月底，四个还不到 14 岁的小孩，拿着带铁钉的木棍，对流浪狗旺旺一家进行殴打致死。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整个施暴过程里，这几个小孩甚至还听着惨叫在旁边笑。当这种毫无人性的暴行被曝光后，这几个小孩不仅没有受到政府的严惩，大家等来的，反而是一份轻飘飘的通报：仅仅说把他们送去专门学校矫治就算完事了。这种敷衍的态度直接就把网友们的怒火给点燃了。很多人开始在网上呼吁，希望能给这几条生命讨个公道，也希望尽快出台动物保护法。但接下来，官方没有去解决问题，而是开始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很快，政府开始全面删帖，网上关于动物保护的内容被封杀；甚至还有志愿者被警察找上门“喝茶”了。当国内无法发声的时候，大家开始在海外进行声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声援旺旺的广告出现在了全世界。所以问题就来了：第一，为什么一桩地方性的虐狗案会演变成一场震动世界的全球事件呢？第二，为什么连保护动物这样具有善意的呼声都会被中国官方进行封杀？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两个问题。
中国的恶，为何传遍世界？首先，我们来看看这起虐狗案是怎么从一桩地方性事件演变成一场国际丑闻的。很多人可能觉得，只要把网络防火墙做得够高，家丑就不会外扬；但官方的一系列维稳骚操作，硬生生把这件事逼成了全球焦点，成功地把脸丢到了全世界。可以说，揭阳这四个未成年人的所作所为，真的是把人性的恶展示得淋漓尽致。根据网上的视频，这几个小孩在整个施暴过程中，不仅没有丝毫害怕，反而不断发出嘻笑声。按理说，面对这样突破社会底线的暴行，正常的逻辑应该是法律严惩、教育反思、机制补漏；因为目前除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国还没有专门的反虐待动物法律。但在当地政府发布的通报中，官方仅仅是轻飘飘地说：涉案四人未满 14 周岁，已经让教育部门加强教育，并送去专门学校接受矫治；甚至，通报末尾还特意加上了一句让人难以接受的提醒——呼吁网民拒绝网暴，不要传播。在官方眼里，他们最关心的并不是弱小生命的惨死，也不是这些施暴者未来会不会危害社会；他们唯一在意的是这起事件会不会引发舆论聚集、会不会破坏表面的社会稳定。我甚至怀疑，在有些地方官员看来，这种虐狗事件根本就不叫事。以我个人的见证来看，这种事情在南方一些城市确实太普遍了。所以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他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就是：多大点事儿，有必要把事情搞这么大吗？但是，地方政府这种敷衍、甚至带有包庇意味的处理方式，很快点燃了大家的怒火。很多人开始自发声援，呼吁推动动物保护立法；可紧接着发生了一幕幕更让人感到无奈的事情：比如，演员杜江和陈乔恩等人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呼吁保护动物的动态，很快就被删掉了；还有很多普通网友在小红书或抖音上发帖为小狗讨公道，要么被平台直接限流、删帖，要么账号直接被封禁。在香港，一家挂着“无法反抗不代表可以被伤害”声援横幅的拳馆，甚至被警方三次上门要求拆除。更荒唐的是，这场审查连电商平台和私下聊天都没放过：虽然在淘宝上还能看到网友自发售卖的旺旺车贴，但最近有网友发现，在拼多多上搜索“反对虐待动物”贴纸时，页面已经直接显示暂无搜索结果；连一张最普通的表达抗议的贴纸，都被系统当成了威胁稳定的危险品。除此之外，连在私密微信群里讨论这件事的网友，有些都接到了警方的警告电话，被要求不得组织和煽动。当国内都没办法说的时候，大家就只能开始众筹，把声援的广告投到了全球各地。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巨型屏幕上打出了“他曾被爱过，他想活下去，他本该还活着”的标语；还有加拿大温哥华、日本东京涉谷、台湾台北 101 大楼，甚至是香港和澳门的公交列车上，全都被网友众筹投放了声援旺旺的广告。同时，像人权观察、大赦国际和美国国际动保组织等机构也纷纷下场，要求中国当局停止打压公共讨论，并呼吁制定网上的动保法规。最终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在中国，老百姓哪怕只是出于善意去呼吁保护动物，都会被维稳机器逼成一场震动全球的公共事件。官方每年砸几千亿搞外宣，想塑造一个文明大国的形象；但揭阳的这起虐狗事件，加上官方的各种封杀，让中共的丑陋再次传遍了全世界。这个看似庞大的专制体制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总是想要第一时间封锁消息、第一时间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所以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个问题：官方到底在怕什么？
为什么连老百姓呼吁保护动物这种最基本的善意，都要被当作威胁来进行封杀呢？为什么在中国，连保护动物这种最基本的善意都会被当成非法行动呢？有个网友的一句话说得一针见血：“当一个政权不合法的时候，他看什么都觉得非法。”确实，在一个依靠强权和信息封锁来维持运转的系统，它的内核其实是很脆弱的；所以他们也就极度缺乏安全感。回到为什么善意会被封杀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下面的两个层面来解释：第一个层面，我认为是政府对于民间结社与横向组织力的绝对恐惧。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考察社会制度的时候提出过一个核心观点：他认为专制政府要想长久维持，最害怕的就是公民的结社和横向联系；因为专制的本质就是要把庞大的社会彻底打碎，让每个人都变成孤立无援的原子，切断人之间自发的信任连结。在极权统治者的眼里，整个社会只能有一种关系：那就是从上到下的命令与服从；他们绝不允许民间存在任何自发的横向网络。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官方在这个事件里，真正要封杀的绝不仅仅是几张反虐待的贴纸或者保护流浪狗的言论；他们真正要封杀的是这些言论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不受官方控制的民间组织力。我们可以来看看几个真实发生过的例子：就说今年在重庆，有个男的打着领养的名义残忍虐杀了很多只猫狗；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一直就在那冷处理，甚至想直接和稀泥冷处理。结果这种不作为直接把老百姓惹火了，上百个普通市民自发跑到事发地去抗议；结果官方一看这正事，态度立马就变了——但他们不是去抓那个虐杀犯，而是直接调了一大批防暴警察过来，强行把抗议的市民给清场了。这种防范民间自发力量的逻辑在救灾的时候也体现得很明显：大家应该还记得 2023 年的河北涿州特大水灾吧？当时老百姓泡在几米深的水里喊救命，全国各地的民间救援队带着冲锋舟、抽水泵连夜赶过去救援；结果大量带着专业设备的救援队居然被硬生生堵在高速路口不让下。当地政府给出的理由简直荒唐到了极点：他们说必须要有灾区官方开具的跨省救援邀请函才能进去。但是大家可以想想，那会都到了人民生命关天的时候，基层行政系统早就瘫痪了，但政府就是要这样阻拦志愿者，甚至拿“妨碍防汛大局”这种大帽子去驱赶那些来帮忙的志愿者。这种民间自发去救灾但被官方阻拦的情况真的是数不胜数，哪怕就是今年的广西洪灾也是一模一样的剧情——老百姓自发组织的车队、满载着自己凑钱买的皮划艇和急救物资赶过去，结果到了地方又被各种奇葩的行政理由拦在外面；要么是说你没有官方接收函，要么就是打着统一调度的旗号要求把物资必须全部上交给当地指定的机构。结果灾民泡在水里哭求等救援，救命的物资和专业的民间设备却只能在外面眼巴巴地干看着。可以说在这个荒诞的专制体制之下，连一份自发的善心都是被严厉禁止的。再往前看：武汉疫情爆发初期，医疗物资全线告急，民间自发筹集了海量口罩与防护服送往武汉；结果官方强制切断了民间点对点的直接捐赠，下令所有物资必须交由官方背景的红十字会统一调配。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红十字会的仓库里物资堆积如山，而在前线的医生只能拿垃圾袋当防护服。如果把这些魔幻的现实和托克维尔的理论结合起来看，一切就全明白了：在维稳机器的眼里，老百姓自发去抗议虐狗、去灾区救灾、去给医生捐物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行善；而是在展示一种高效的民间自组织能力。官方害怕的根本不是那几条被虐待的小狗，也不是水里淹死的灾民；他们骨子里恐惧的是今天大家能为了几只猫狗团结起来，那么明天这种民间自发的力量就可能为了劳工维权、为了烂尾楼、为了抗拒暴政而集结起来。所以在这么一个要求绝对控制的体制下，任何不受党组织直接指挥的民间力量，哪怕是出于善意要去救人，统统都会被视为动摇政权的非法组织；所以官方宁愿让灾民在水里多泡几天，也必须在第一时间把这种民间组织的雏形压住。
第二个层面，可以借用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的观点：哈维尔认为集权体制的生存基础是庞大的谎言体系，他要求所有人配合表演；当社会大众习惯在这个虚假系统里麻木生存时，如果有人站出来，仅仅出于良知去生活在真实中、去展现基本的善意，这本身就是对整个虚伪体制的致命威胁。集权体制必须垄断善恶的最终解释权，也必须垄断所有的道德高地；它绝不允许民间拥有独立的道德评判标准，更不允许老百姓通过行善来获得比官方更高的道德威望。我们也可以再来看看几个被公权力扼杀的善意举动：比如在揭阳虐狗案发酵期间，上海有一位女教师实名举报了一个残忍的虐猫团伙；在官方的冷漠与不作为下，她遭到施暴者团伙疯狂的人肉搜索、上门骚扰与恐吓，但她向警方求助时得到的答复往往是立案困难或无法处理。但讽刺的是，他们在跨省抓捕发帖批评政府的网民时却拥有世界一流的效率，最终这位挺身而出的老师被逼出了重度的抑郁症。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新冠疫情期间：那时候的李文亮医生只是在同学群里提醒大家注意未知病毒，这本来是一种最基本的医者仁心；结果他立刻成了官方眼里的造谣者，被警察连夜叫到派出所，逼着在训诫书上按下红手印，最后他所提示的病毒席卷了全世界，他也不幸感染身亡。还有郑州的那场特大暴雨，地铁 5 号线淹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乘客；灾难过后，大量市民自发买花去地铁口献花悼念，这本是人类对同胞最朴素的悲悯；但当地政府却如临大敌，连夜用高高的黄色塑料围挡把鲜花死死遮住，甚至派便衣警察在周围严密监视、阻挡并抓捕那些试图拍照记录真相的人。所以当我们结合哈维尔的观点来看，这套专制运作逻辑的底色就非常清晰了：不管是上海的女教师李文亮医生，还是郑州送花的市民，他们并没有在街头进行任何抗议；他们只是展现了作为人最基本的善意和悲悯。但是，专制政府的最高准则是维稳——他们可以为了维稳而纵容那些残忍的行为，也可以为了维稳让受灾的群众得不到及时的救援，更是可以为了维稳而打压这些充满善心的民间人士。可以说，在专制权力的视角里，国家必须是唯一的拯救者，党必须是唯一的施恩者；如果老百姓发现他们不需要政府也能高效救灾、不需要官方指导也能明辨善恶，那么他们的合法性就会瞬间崩塌。所以官方必须把绝对服从定义为唯一的善，而把民间自发的善良、悼念与互助定义为一种威胁。
节目的最后，总会想起网上很多人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中国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良的还是恶的？说实话，我觉得人性的善与恶往往都不是绝对天生的；它是被一片土地、一套制度环境所塑造出来的。我们回过头去想想，揭阳那四个虐狗的孩子他们真的就是天生的恶魔吗？我认为不一定；他们之所以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生长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同样的，在这个要求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下，连人类最本能的善良都会遭到打击和封杀；当一个系统开始习惯性地惩罚善良、包庇罪恶的时候，它必然会催生出一个充满戾气和恶意的社会。所以说，底层那种虐狗的残忍其实就是这套专制在民间的缩影，而政府对善意的打压则是这套体制最真实的表象；他们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这个体制反人性的底色。好了，这期节目分享就到这里，欢迎给我点赞订阅；我是墙外音，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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