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画家，法轮功学员许那。（大纪元）

在那里我头一次看到那么多年轻的学员。大家静静坐在那里，来回走动的是警察和记者，我记得下过一阵小雨，有学员把自己的雨伞给了警察。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记者只对准年老的学员摄像。

后来，当我们被强制赶进公共汽车，不知道要押向哪里时，于宙（许那的丈夫）跑到车头拦截，挥舞着手臂激动大喊：“为什么？不要这样啊！我们想做好人难道有错吗？”他被人拉开，推进车，与我一起押到中关村派出所，见到满满一院子的学员，多数是人民大学师生。后来在警察包围下，我们被强迫收听了对法轮功的定性。从此对法轮功的污蔑、歪曲与构陷，充斥了中国大地的每个时空。为了维护信仰，自证清白，全国各地学员来到了北京上访。

因为府右街被戒严，学员们陆续到了天安门。对于蒋炼娇来说，当年对天安门的回忆“只有恐怖”。那年她九岁，随父母与兄弟姊妹，及湖北众多学员坐火车到北京上访。因为当地官方人员截访，他们不得不离开旅店徒步前行，最终在高碑店搭车到了天安门广场。

小娇娇看到警察把父母抓走，看到她未成年姐姐被警察推翻，然后被拽着长发拖在地上走，只因姐姐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后来她与妹妹也被扔进警车。身材矮小的娇娇在大人的腿中间寻找父母，她听见喊叫、看见了警棍，抬头时，一个大人脸上的血，滴到了自己身上。后来，她和小妹妹与大人们一起被押回湖北。大人们被铐上手铐，她和小妹妹因为手腕太细无法被手铐铐上。

也是在天安门，我的辅导员张连义（或张连渏，北京大学高能物理博士后）在天安门广场第一个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几分钟后被抓走。

我和于宙刚刚走出地下通道，便被便衣拦住：“你们是炼法轮功的吗？”我俩说“炼！”一个“炼”字，我们被驱进等在旁边的警车，关了一个月。

李凤琴（北京工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助理工程师）因带相机去天安门拍照，被便衣暴打五个小时，脸被打成猪头、牙齿全部松动，整个双腿，被警察的大头皮鞋踢熟了，粗肿呈黑紫色，当被送进天安门派出所关押学员的铁笼子的时候，就连平时和她很熟悉的学员都没有认出来她……

即便如此，也没挡住上千万学员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或直接去天安门表达诉求上访，或留下来交流怎样更好讲真相。

我和于宙也是在那时接触了几百名学员，或者帮他们租房，或者帮他们拿到（法轮大法）经书。

我记得沈健力（长春财贸大学数学系讲师，当时31岁左右）、郑卫东夫妇、他们不到三岁的小女儿格格总是依偎在沈健力的膝边，她是我见到的最小的修炼者。

还有云庆彬、李xx夫妇（云庆彬，长春一公司技术人员，当年33岁左右），他们带了一个四岁的儿子。

还有彭敏、彭燕兄妹，他们露宿在外，彭燕（18岁左右），彭敏，湖北武汉人，当年23岁左右，在金水桥旁的厕所里洗漱。

我记得，那时候大家每个人脸上都有光，天南海北坐一圈，同看一本经书，操着不同口音，切磋交流如何更好讲出真相。那时，三人以上聚集，就属非法了。北京各大小复印社严禁为法轮功学员复印资料、上访信等真相资料。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辽宁的农民，他拖了一袋子的一毛、二毛、五毛的纸币，恭恭敬敬在上面写着“法轮功修炼者不会杀人”、“法轮功于国、于家有百利无一害”等字句。他说：“如果把钱放地上，人总会捡起来看吧。”后来大家就开始省吃俭用，自己买打印机、复印机了。

2000年十一以后，随着警服统一换成纯黑色，天好像要塌了，迫害加剧，街头巷尾，常有警车横冲直撞，呼啸而过，天天都在抓人，拥有一本经书，几个人聚在一起，可能就会被劳教了。

二

记得于宙有次回家，带一后备箱的经书，“警笛已经是我的音乐伴奏了。”原来在高速上开车，一路上他的耳边都是警笛的声音，而后面没有警车，他几乎出现幻觉了。

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逼近，是彭敏的离世。之前知道他回武汉印制真相资料，后来被抓进看守所，被迫害成高位截瘫，当时他父亲已被劳教，妹妹不知去向。一个夜里，他母亲电话我，彭敏死了。那个深夜，我和于宙继续打坐，感觉无边的黑暗包围了我们，那时我怎会想到同样的遭遇会发生在我亲人的身上！一个多月后彭敏的哥哥电话我；他母亲也死了（编者注：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导，彭敏被毒打致死二十二天后，母亲李莹秀亦在武昌区青菱红霞洗脑班被毒打致死）。

李丽（吉林四平某工厂工人当时32岁左右）患过脑癌，后炼功得到了健康的身体。7·20后，她坚持炼功被判劳教一年，解教后她来京上访被通缉。我让她住在我家。2001年7月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走了我们，她判了五年，罪证是：她把真相信寄给了北京各大部委；我被判五年，罪证是：编辑了两本法轮功祛病实例的小册子。

被押送监狱前，我才会知道因修炼而获新生的李丽，已经病死在看守所（后来知情人透露，她曾在看守所被转至转化班，在那里被殴打头部）。

监狱，其实是中国社会大环境的缩放。如果你想维持自己基本的生理需求，你就必须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无论罪名多么莫须有，否则，你会被饿饭、被限制睡眠，甚至严禁睡觉、严禁上厕所、洗漱。你只有赞颂法律是英明的、感恩它赐予了你一切，才能换取所谓的生存权——猪栏里猪猡一样的生存。

我曾一度希望自己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而不是北京女监。纳粹毁灭的是人的肉体。而女监毁灭的是人的精神，让你活成行尸走肉。当酷刑无法使我放弃信仰，警察对我说：“你这种人，就应该做个手术，切掉你的大脑，置换上一种统一规格的。”统一规格的标准就是CCP。

这种精神摘除，被称为“思想改造”。改造的逻辑是非人的，比如它说：“不能让你睡觉，因为你一睡醒就不会思考。”它还说：“我们折磨你，是为了挽救你。”它颠倒黑白，当董翠（北京顺义妇幼保健院的医生，33岁）在酷刑后仍相信“神是存在的”，她被认为“改造不到位”，被拖到没有监控的地方（犯人的洗澡堂）群殴致死。之后，全监区的犯人被逼表态：监狱没有虐待犯人；我控告董翠是被虐致死，而被关进小号折磨，理由是：诬告干警、造谣生事。

它善恶不分，群殴董翠的犯人立功减刑；折磨法轮功的警察评奖晋级，被评为“先锋”、“劳模”。

如果你想拥有它所允许给你的“获得感”、“安全感”，你就要学会如何忘恩负义、指鹿为马、助纣为虐，并为之涂脂抹粉，成为它的一部分，成为假恶暴的一部分。我终于看清它为什么迫害真、善、忍，就因为它是假、恶、暴。作为一个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人，我终于认识到：必须讲出它谎言之下的真实历史，让人看清70年来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谁是一切灾难的元凶？必须讲出它如何渗透亿万中国人的头脑，侵蚀国人的心灵，疯狂其理智、扭曲之人性。唯此才能接近最大的一个真相：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了所有中国人，泯灭人的良知，难道不是对人最大的迫害？

觉悟这些之后，我不再害怕被人说成是“反革命”、“反党搞政治”，面对这种没有人性的、践踏天赋人权的政治，如果我没有明确的态度，如果我不反对，我必是逆天的，我必是软弱自私的，我必是与邪恶为伍！而反对它才是真正的爱国，真正的为国人的未来负责。

2007年7月，我刑满，经过监狱警察与社区警察的交接，我走出监狱，回到到处是监控的社会，一个更大的、没有围墙铁网的大监狱。

三

出监后，我知道大部分7·20时认识的学员都经历了和我一样的遭遇。

曹东（当年24岁左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因向来华访问的欧盟人权官员斯考特先生讲法轮功被迫害事实被抓，后因向海外发送两篇文章，被判刑五年半。其新婚妻子杨小晶（北京某部委高级工程师，38岁左右）反复被劳教，后在探监曹东时死在异乡。

白少华（毕业于人民大学）的哥哥白晓钧已被迫害离世，与我同在一炼功点的李文哲、王秀娟被劳教，林澄涛（北京协和医科大研究员）在劳教所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而曾在我家住过的几位学员，已不在人世。

黄雄（当年22岁）回老家后被劳教，后“人间蒸发”尸骨无存；

陈家福（当年35岁左右，大连理工学院教师），从我家出去后去了天安门，后被劳教并死于大连教养院；

沈健力也死在长春的一个看守所，尸骨无存（涉器官活摘）。

当于宙和我细数这些死去的大法弟子时，他没有什么感慨，只是说：“将来我们俩中，不管是谁，如果为讲真相维护大法而死，剩下的那个人，一定不要难受。我们为真理而来，朝闻道、夕可死。”一年后，于宙在通州看守所被“病死”。

那次，北京为开创“平安奥运”开展“维稳”严打，于宙和我在街上被拦截，从车中搜出“神韵”、“六四”光盘之后被抓入通州看守所，八天后，于宙死亡。几年后与于宙同一监室的“牢头”找到我，告诉我于宙死于警察“草菅人命”，但他不敢说出全部，“我害怕被灭口”。

也是2008年，与于宙同岁的孙毅，在为学员运送打印机耗材的路上被抓，劳教两年半被送至马三家劳教所，生产出口欧美的泡沫墓碑。他想方设法弄到违禁的纸笔，躲避监控写出了20封SOS求救信，讲述自己被奴役、生产Made in China的奴工产品，讲述自己因修炼遭受酷刑，希望见信人能将信交给国际人权组织。他没有想到他把信塞进墓碑包装后，遭受了更惨无人道的“大挂”、“伸拉”、“死人床”等折磨；也没有想到，这些信藏在产品中，穿越了劳教所层层铁门，在信息瞬间便可发往全世界的互联网时代，却像古代漂流瓶一样，横渡太平洋，四年后才被美国一位女士收到并公布于世。

2016年底孙毅被迫流亡印尼，公开身份不久，便蹊跷死在一个小岛上，留下一把发黑的骨灰，他的故事至此才被全世界知晓。

于宙死后，我被判刑三年，刑满前几天某领导带一队警察，到监狱通告我：出监后必须火化于宙遗体，不得宣传于宙的死，否则就是“闹事”、“搞政治”。

四

2011年出监后我发现，这个表面看起来很难改变的国家，因一张光盘、一张传单、一个破网软件，真的发生改变了。

我的大学同学王老师对我说：“应该感谢你们法轮功，你们的小鸽子（翻墙软件自由门）破网软件让中国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知道我们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来，他与我合作拍摄了关于于宙的电影。

八十岁的老太太都可以用小鸽子翻墙、下载制作真相材料。但迫害并没有停止。

刚从监狱释放的孟庆霞（毕业于清华美院服装设计专业）七二年出生，曾被判刑四年半。曹东再次因讲真相被劳教两年半。无以计算的学员被反复迫害，又有什么能挡住人要做好人的愿望，什么能剥夺人要做好人的权利？

陷于毒瘾不能自拔的青年刘强，就因为在家门口捡到一张光盘走进修炼，戒掉毒瘾恶习，成家立业，由“不良青年”转变成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他说：“大法挽救了我，让我受益，我也应该让别人受益。”后来他自己购置了刻录机，制作光盘，处处散发。

上了大学的的蒋炼娇，通过小鸽子发表了一篇文章，却受到了校方的威胁：“再翻墙反政府，就开除你！”她不过写了自己的经历，九九年随父母被押回湖北十堰后父母被几番判刑、劳教。无人照顾的少年时代，她和妹妹、姐姐、哥哥挨饿，受凌辱，时常被软禁。她说，“即使那样，我也没有忘记真、善、忍。中学老师为了集体成绩，要求我们作弊，但我从来没有。”大学毕业后，她发愿到国外讲真相，离开了中国，而她妹妹，当年与她一起到天安门的蒋立宇，2017年因张贴法轮功传单被非法判刑四年。

与蒋炼娇有同样经历的李宗泽（北京某公司职员，九三年出生），在父亲屡受迫害、母亲担惊受怕中长大，却逐渐坚定修炼的意志。从小听到那么多谎言，见到那么多黑暗，发生那么多可怕的事，而这个国家的媒体却从未起到应该起的作用。他发愿学习新闻专业，更好讲出这个国家的真相。

“我小时候知道的事都是错的，法轮功是好的！”但同样九三年出生的郑玉洁蹦蹦跳跳跑回宿舍，兴奋宣布“我要炼法轮功”时，宿舍的同学都惊呆了。多年的妖魔化洗脑，多数人提起法轮功便为之色变，尤其在吉林大学，当年是法轮功迫害的重灾区（沈健力、云庆彬、郑卫东均毕业于吉大）。

但不久，上铺的李嘉轩及张任飞、郑艳美、邓静静、李立鑫、焦梦娇等同学，都和郑玉洁一起，悄悄聚在教室晨炼了，晚上他们在帘子里静静打坐。他们走入修炼是因为他们的老师石鹏翔（吉林大学艺术系青年教师）也是九九年以后在严酷的迫害中走入修炼的，作为学生心目中“最好的老师”，他深知，把最好的东西告诉学生，才是最负责任的。

毕业后，这些孩子来到北京工作，当传统文化几乎被摧残致尽，他们在工作、生活中践行传统文化的内涵。2020年，他们因聚集宣扬传统文化，拍照片被判刑。

九九年7·20时，他们还都是五六岁，如今，他们作为新中国人的一代弟子走进修炼并被迫害。当恐怖侵入生活日常，谬误与偏见主导整个社会，人们很容易屈服于暴力与软弱，只能意意以求个人幸福罔顾他人苦难。他们却有着坚持正义立场的勇气，他们的故事就是与这个世界的冷漠、自私、功利抗衡的过程。

他们所争取的不过是正常国家人人都会有的权利。他们被迫害，让世界看清了中共，也又一次提醒国人：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国家？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动作、一个聚会、一本书、几张照片，就会招致牢狱，而这一切已持续了二十多年。

这一切不能再延续了，因为天理昭昭。我们并非生活于动物的丛林，人类社会不是它肆意横行的乐园。因为天所赐予的，怎会被人夺去？因为善恶必报乃是任何人都无法更改的人间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