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大众将愤怒与反思投向民间的道德溃败与未成年人心理扭曲时，一个更深层、更系统性的源头不能被无视——在这个社会里，最大、最持久、也最冷酷的虐杀者，是中共暴政以及逼迫而成的民众的愚昧冷酷。

回顾中共百年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系统性、运动式的“虐狗杀狗”，是无神论共产暴政下生命工具化、暴力制度化、控制绝对化的结果。

一、 无神论与生命的物化及利益驱使

共产主义源于极端唯物主义与无神论。在这种意识形态框架下，生命失去了超越性的神圣价值（Sacredness of Life），人被降格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或“革命机器的螺丝钉”，而动物则沦为纯粹的有机物质。

当中共政权否定了神圣的法则，不敬畏上苍，不尊重生命，不承认普世的人性与良知，权力与利益便成了唯一的准则。对中共统治者而言，剥夺生命不具有道德负担，消灭一段生命不过是“清扫一堆物质”。这种对生命的极度冷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统治必然伴随着对弱小生命的肆意践踏。

当政权一再示范为了某种宏大目标可以任意践踏生命时，这种极权冷酷的意识形态就会向下渗透，造就社会的“共犯互害”。

这几位未成年人的残忍并非凭空产生，他们生长在一个漠视生命，强权与暴力可以肆意虐杀环境里。中共暴政是中国民间暴力及虐杀的最直接示范。

二、 中共虐狗杀狗历史记录

从战争年代到盛世狂欢，中共对待狗的方式，完美折射出其在不同时期的暴政性质。

1，中共崛起时期的敌情与补给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抗日与内战时期，中共中央及地方党委就多次下达过“打狗运动”指示。理由极其直接：一是狗吠会暴露地下党或游击队的行踪，所以扬言要“灭敌人耳目”，二是杀狗可以充当部队的给养，杀狗可以吃狗肉。在那个时期，狗的生命和尊严被彻底泯灭，它的生死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中共的革命战术的需要。

2，文革狂热期的政治保命标签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养宠物”被上升为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被扣上“小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罪名。在全国性的狂热喧嚣中，打杀宠物狗演变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政治清洗。为了划清界限、证明革命立场，无数人在恐怖高压下，被迫亲手扑杀或交出陪伴自己的爱犬。

这场以“破四旧”为名义的打狗狂热，是中共暴政体制对私人领域的粗暴入侵和掠夺。它强迫人们亲手掐灭内心的柔软与温情，将最基本的同理心连根拔起，从而在精神上彻底被驯化。当一个人连陪伴自己的生命都能亲手杀死时，他对体制的绝对服从与精神禁锢就完成了被融化再被铸造的过程。

3，盛世狂欢的残酷面子工程

进入21世纪，打着“文明城市”和“奥运安保”的旗号，暴力清剿达到了新的高潮。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官方为了向世界展示所谓的“大国形象”与“绝对安全”，在全国多个城市组建警管城管联动的“打狗队”，当街棒杀流浪犬，强制交出宠物犬。

在陕西汉中、云南洱源等地，官方甚至下达“全县灭犬”的行政命令，破门入户将家犬当面打死。在中共核心利益及统治威逼下，官员的考核绩效与政权的盛世面子高于一切，微小的生命不过是可以随时抹去的不稳定隐患。

4，动态清零与破门扑杀

这种暴政逻辑在2020至2022年“动态清零”期间达到了顶峰。在上海、上饶等地，居民被强行带走隔离后，身穿防护服的大白人员强行破门，用铁铲将留守在家的宠物当场扑杀。官方公然宣称这是为了防疫大局。破门扑杀的铁铲，不仅拍碎了动物的头骨，更拍碎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与最基本的情感底线。

三、 为什么不敢立《反虐待动物法》？

自2002年“清华学子伤熊事件”以来，民间呼吁《反虐待动物法》立法的声浪已持续了二十多年。中共近年来密集中立了各种管控社会的恶法，却唯独对保护动物的法律避之不及。

网民一语中的：“反虐待动物就等于伸张人权。”官方不立法的深层恐慌很明显。

1，对权利意识的本能防范

保护动物的本质，是承认生命拥有“免受酷刑与虐杀”的天然权利。如果中共在法律上承认了动物的生命尊严，社会必然会发出进一步的追问：“狗尚且不能被随意酷刑和当街棒杀，那人呢？” 这将直接动摇中共统治随意剥夺人权的合法性基础。

2，对社会动员的极度戒备

揭阳事件发生后，官方秒删发声帖、封锁热搜，极度恐惧民众以同理心为纽带形成组织与跨区域串联。中共统治依赖于社会的原子化与冷漠化，而对生命的同理心恰是破解极权控制的解药。

3，防止行政权力自我解绑

一旦立法，最先触犯法律的不是普通民众，而是统治当局的城管、公安等基层维稳工具。中共不可能出台一部会限制自身镇压权力、甚至将自身执法行为判定为违法犯罪的法律。

四、 历史的记账笔与未竟的良知突围

记录并解构中共‘打狗虐狗杀狗’的历史，是一场必要的历史清算，它彻底撕掉了中共所谓盛世中华与物质繁荣的丑陋血腥面具。

揭阳街头惨剧这道残酷的闪光，照亮了中国荒漠化的道德景象。暴政可怕的后遗症，不仅在于权力自身的肆无忌惮，更在于它成功地将这种冷漠与暴虐，遗传给了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下一代。

这场由弱小生命引发的激愤，不能止步于对四个未成年人的道德唾骂。 这四个孩子只是中共这台庞大暴力血腥机器在最末梢生产出的精神废品样板。

激愤的人群必须看清，中共极权才是滋生冷酷与恶念的土壤。当官府可以以政权的意志肆意虐待打杀幼小的生命，任何关于民间生命教育的呼吁都只是伪善。

愤怒的人群必须将对弱小生命的同理心，转化为解构暴政统治的合力；把对虐狗杀狗的愤怒，提升为对剥夺人权、践踏生命的中共制度的清算。

2026 07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