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唐文、穆清综合报导）龙年在中国人传说中是变革之年，历来都孕育着人间的大转折，暗示和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让我们看看中国2012年之前的六个龙年发生的大事。从中也许可以发现历史的一些奥秘和轨迹，或许能受到一些启发，把握2012龙年的巨大变迁与机遇。

1、皖南事变（1940年）

在中共党史中，1941年1月6日（1940龙年12月9日）发生的“皖南事变”被描绘成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震惊中外的反共阴谋事件，但越来越多的史料及专家研究显示，该事件的起因和背景是因中共不抗日，偷袭屠杀抗日国军所致。而中共藉此一事变，将反对合法国民政府的颠覆行动推向了高潮，并流毒至今。

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不打日军。 （网络图片）

1940 年底，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共不听指挥，在拖延了不少时日后，于1941 年1月4日下令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当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除2,000 人突围外大部份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中共内部叛徒杀害。

而在“皖南事变”之前10个月，1940 年3月，盘踞于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中共八路军施展阴谋诡计，突袭全歼了民国政府三个军共6万多人，但是他们却没有动不足50英里外的日军。这些人准备从山西南部开往河北、穿过太行山打开一条通道、以便使后面的国军能够进入河北省向日本军发动全面攻击。蒋介石为了在盟国面前保全中国人没内哄的面子，对此事不予公布。英国雷震远、雷鸣远神父所写的书——《内在的敌人》，揭露了中共不抗日，却偷袭屠杀抗战国军的罪行。

*新四军是打内战先锋 未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

旅美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揭露，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军史专家们在对新四军军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说八路军还勉强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场平型关战斗和所谓百团大战的话，那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主力与祸水，甚至是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

早在1937年8月1日，即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改编革命武装以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残余武装和零散武装人员，正是在这一指示下，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的，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可是，拿着国民党军饷的新四军却听命于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据辛灏年先生的研究，中共一再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新四军只图扩张和发展，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的消灭之；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

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他们打赢了，便是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打输了，便是国民党“顽固派”打击了“抗日”的新四军。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重庆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上倒打一耙，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共更藉此一事变，将反对合法国民政府的颠覆行动推向了高潮，将中共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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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

三反五反”时期的街头宣传标语和宣传画 （网络图片）

1950 年10月25日，中共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战争，至1953年7月27日谈判停战，中国不只牺牲了百万生命，全国人民还不得不节衣缩食，最大限度支援朝鲜前线。著名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说：这场战争使中国当时每年60％以上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被吞噬，还背上了从苏联那里贷款购买军火的沉重包袱。

资料显示，中共打韩战共欠下苏俄战争军火款（本息）达20亿美元。1951年冬天，中共为解决朝鲜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11月，增产节约运动上升为打击党政干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1月26日，中共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动针对城乡民族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

上海黄浦区国际贸易业的资本家排队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网络图片）

1952 年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并且很快形成高潮，其中以有着众多资本家的商业中心上海为第一目标。资本家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更有不少资本家因不堪屈辱而自杀。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中共当局。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自杀者多选择跳楼而不是去跳黄浦江，因为如果去跳黄浦江，中共见不到尸体，就会说其去了香港，而继续逼迫家属，所以只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死了心。时任中共上海市长的陈毅，每天早上他让部下汇报说“又有多少空降兵、降落伞”，这个“降落伞”和“空降兵” 是陈毅以调侃的心态来形容资本家自杀的情况。

至1952年5月“五反”运动基本结束时，到底有多少资本家成为“空降兵”至今仍是个谜。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多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

*中共在经济领域确立专制统治

学者李昌玉表示，名义上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实质是中共当局要“把资产阶级搞臭，边缘化，反动化，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一举达到‘控制’资产阶级的预期目的。”

紧随“五反”运动，1953年中共又颁布“统购统销政策”，强行毁灭历经晚清和民国近百年的奋斗才得以发展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强制架构专制权力型经济、即无计划的所谓中央计划经济。1954年，中共又发布了“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公私合营的决定”。至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被彻底消灭，随后开展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把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又夺回来，中共在经济领域确立了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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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清运动”预演“文革”（1964年）

由于50年代末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运动，造成空前的大饥荒，毛的威望一落千丈。1964年，处于内外交困中的毛泽东通过鼓吹“反修防修”、重提阶级斗争而发动“四清运动”。该运动从开始整肃农村基层干部、平息农民对“大跃进”的怨气，到将斗争矛头对准对其威望和权力威胁最大的刘少奇； “四清运动”在实践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毛泽东内外交困

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造成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中共高级官员怨声载道。毛泽东在党内声望遭遇严重挑战。

1962 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被迫作自我批评，承认中共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口头报告时，批评大跃进，“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还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另一方面，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已经从内部讨论发展到公开论战。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 14日亲自主持撰写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同时中苏边界摩擦加剧，苏联在苏中边界地区加强了军事部署和调动。

毛泽东担心中共内部也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夺权者，1963年5月，他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国内防修和国际上反修问题。1964年4月毛接见日共代表库田里见等人时说：中共党内有赫鲁晓夫的同志。

*四清运动 从整肃农村基层干部开始

“ 大跃进”运动后，农民饿死无数，舆论怨声载道，中共高层策划把农民的怨气转到基层干部身上。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四清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一般以1963年5 月20日为正式起点。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农村的四清运动与城市里的五反运动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期间被看押的“四类分子”。 （网络图片）

但不久，1964年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四清”问题时，毛泽东开始透露出其矛头所向。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四清”运动性质的评判上发生分歧，严厉批评刘少奇，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毛还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四清运动变身成针对刘少奇 文革的一次预演

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被劝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实际上，有报导称，在“四清”运动期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过他之势，这让毛心里很不是滋味。

1965年1月，中共中央把四清运动重新定义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时四清运动已经从经济清查转变为意识形态运动，这一转变持续不久就被文化大革命运动所替代。

四清运动中 “四类分子” 陪斗“四不清”干部。（网络图片）

大多数学者认为，“四清”运动最严重的是使毛泽东产生了对刘少奇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革命的种子”，确立了主要的斗争目标和手段，在实践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文革开始，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打倒，并被迫害致死。有学者表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的实质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独裁地位的挑战与威胁和毛对这种挑战与威胁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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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死 “四人帮”被捕成文革替罪羊（1976年）

1976年，中共“三巨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自然界也异象频出。毛泽东9月9日死后不到一个月，包括毛泽东遗孀江青在内的“四人帮”在怀仁堂事变中被抓捕，成为中共十年文革浩劫的替罪羊，被指控“篡党夺权”。

1980年11月27日，“四人帮”成员被特别法庭审判、定罪，成中共“文革”替罪羊。(AFP ImageForum）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在北京去世，终年83岁。据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透露，毛泽东临死前数天，床边有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政治局成员昼夜值班，江青最后也参加，但站在毛的床后，因为毛一清醒看见她，就显得烦躁反感。毛的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

9月8日，毛曾从昏睡中醒来，声音微弱地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1976年3月8日，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也是中国迄今最大的一次。其中最大的一块陨石重达1770千克，是世界上已知最重的石陨石。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导致24万2千多人死亡、16万4千多人受伤。

毛泽东听闻陨石雨消息后曾若有所思地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而听到唐山大地震消息后，毛泽东曾号啕大哭。民间解读陨石雨已预兆毛死亡，而唐山大地震24万多死者被指是为毛陪葬。

据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揭露，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82岁生日时，厨师为他特别制的寿面，在下锅的时候一节节断碎在锅里，没有一根是整的。这一幕惊呆了所有厨师。而毛泽东至死都不知道他最后一个生日吃到嘴里的是厨师应急所用的普通挂面。

*怀仁堂事变

1976 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亡。不到一个月，1976年10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联同中共元老叶剑英、李先念，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名义，把“四人帮”哄骗到中南海怀仁堂，并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协助把 “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一拘留，继而隔离审查。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列举“四人帮”的罪状以及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原因。

一般以“四人帮”被抓事件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怀仁堂事变由于整个过程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而是靠军队（警卫部队）完成，被认为是一种政变。

*“四人帮”成中共文革替罪羊

“四人帮”被捕后不久，1977年，邓小平在“永不翻案”保证下和部份中共元老支持下复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逐渐成为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在他的倡导下，1980年中共对四人帮和林彪两个集团进行审判和定罪。

1981年6月27日，邓小平主导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有学者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之所以要颠倒黑白，硬说林彪、“四人帮”利用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目的是为了让林彪、“四人帮”充当“文革”的“替罪羊”，从而推卸毛和共产党的罪责，让中共的独裁统治继续苟延残喘下去，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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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物价闯关”失败、抢购潮（1988年）

1988 年秋季爆发的物价暴涨和抢购潮，被认为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中共国家物价局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 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这一年也成为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命运的转折点、中共走向全面腐败的关键点，从此经济改革成为服务于中共权势集团利益的工具。

1988年9月10日，湖北武汉青山友谊商店，人们隔着铁栅栏抢购黄金首饰 （网络图片）

1985 年1月，中共当局取消了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部份最多只能加价20%的限制，价格“双轨制”（是指同一产品计划内部份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份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全面铺开。随即，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价节节上涨，与计划价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共官员纷纷“停薪留职”、“下海”。凭藉权力和关系“下海”，官员把计划内的“平价”货弄到手，再“议价”卖出去，大赚差价。一时间，中国社会贪腐猖獗，物价逐年上涨，贫富悬殊，民怨沸腾。

自邓小平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由于只改经济不改政治，1988年，中共经济改革进入了胶着阶段，无论是企业改革还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都停滞不前，通货膨胀蠢蠢欲动。

中共高层把制度性通货膨胀简单化地理解为“双轨价”的产物，以为尽快实行价格体系改革，把“双轨价”合而为一，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1988年5月初，时任中共军委主席的邓小平直接干预具体经济政策，要求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在三到五年内完成价格改革。5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持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价格改革基本设想是：价格连涨5年，年涨10%，工资也连涨5年，年涨10%以上。

但邓小平不满意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认为求稳有余、“冲劲”不足，从5月19日到6月3日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邓小平连续放话，宣布中共政府已经决定实行“价格改革”。

中共当局要“价格闯关”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即在社会上引发心理恐慌，全国范围内出现银行挤兑和商品抢购潮，物价迅速上涨。1988年7月，中共统计局公布的物价上涨幅度为19.3%，为1978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1988年8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价格、工资改革方案。8月19日清晨，价格闯关的消息被公布后，当天爆发更大抢购潮。

*疯狂抢购潮

据中共官方统计，1988年8月，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13%，其中粮食增销30.9%，电视机增销56%，电冰箱增销 82.8%，洗衣机增销130%。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

1988年《商业周刊》上刊登的照片，这一年的上海由于通货膨胀，市民开始疯狂抢购金银首饰等硬通货 （网络图片）

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商店开门后两三个小时，原计划卖一天的名烟名酒即被扫荡一空；盛夏时节，杭州的毛衣毛裤柜台前排起了长龙；武汉有人买回 200公斤食盐……。与商店一样人满为患的还有银行，储户蜂拥而来，致使多家银行纷纷告急。湖北某县银行因拿不出钱，柜台被愤怒的人群掀翻在地。

8月下旬，抢购达到高潮时，上海等地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恢复凭票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老办法。

*经济失控 赵紫阳替邓小平背黑锅

全国性的恐慌性抢购潮造成的经济失控严重动摇了国民经济，中共当局于1988年9月不得不宣布放弃“物价闯关”决策，同时决定严格控制物价，实行“治理整顿”，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就此停顿。

“ 物价闯关”失败后，邓小平不愿出面承担本应由他来承担的政治责任，而是让赵紫阳出面在1988年9月中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承认“价格闯关”决策考虑不周。赵紫阳的政治形象和实际地位因此大受伤害，并为日后“六四”期间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而反对经济改革的陈云、姚依林等人随后在经济决策方面占了上风。

*“价格闯关”失败 酝酿“六四”危机

“价格闯关”错误决策的失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不满，此后不久，1989年以学生为主要力量的民主运动爆发，赵紫阳因反对邓小平用野战军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的决定，被迫离开中共政治舞台，并被剥夺人身自由。

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现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的程晓农博士表示，1988年是赵紫阳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共走向全面腐败、中国两极分化快速加剧等局面的一个关键点。从此，经济改革在中国变成服务于中共权势集团利益的工具，中共领导集团越来越露骨地把剥夺压制民众当成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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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伪案－天安门“自焚”（2000年）

2001 年1月23日（2000龙年12月29日除夕）中共炮制了震惊中外旨在诬陷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成为它在国际上无法摆脱的梦魇。在此之前的 1999年7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发起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但法轮功的“真善忍”理念深入人心，江镇压不下去，因而挑起“天安门自焚”事件，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强行继续镇压，然而反助法轮功弘扬到全世界，十年来国内外广大民众越来越认清中共的邪恶，中共政权岌岌可危。

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后，以其“真善忍”的道德理念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在海内外民间迅速传播。图为上千名来自全球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集体炼功。(摄影﹕戴兵/大纪元)

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后，以其“真善忍”的道德理念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在海内外民间迅速传播。近二十年来已经弘扬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获各国政府与议会一千六百多项褒奖。

据中共公安部调查，1999年初，中国大陆至少有7,000万人学练法轮功，其人数超过中共党员数目。法轮功学员中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家人、部长级高官、军队实力派人物，还有教授、名人、富商及社会各界民众。

*江泽民1999年发动镇压受抵制

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之心，认为“法轮功在跟中共争夺群众”，他利用中共历年来练就的邪恶手段，在1999年7月20日，不顾政治局其他常委的反对，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

中共利用一切手段诬陷迫害法轮功，从“不让吃药”到“自杀”“杀人”等，电视、广播、报纸、杂志，铺天盖地搞“大批判”，人们被逼表态与法轮功“划清界限 ”。不过让江泽民大失所望的是，尽管动用了党、政、军、文教、外交、经济等一切手段，“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狂言彻底落空，民众对镇压法轮功并不感兴趣，很多地方中共的迫害政策受到各方或明或暗的抵制。

*为强行维持迫害 中共编造自焚伪案

央视天安门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证实刘春玲是被警察打死，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策划的一场骗局。

*“自焚”骗局漏洞百出

如果把中央电视台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以及观察整个事件，便会发现很多疑点，证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个精心设置的阴谋与骗局。

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

二、“焦点访谈”录影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

三、天安门巡逻的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二十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自焚”突发事件。

四、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自焚”大面积烧伤者，不作任何防护。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所有被严重烧伤的人都被紧紧的用纱布包裹，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五、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焦，但是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他腿间盛满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在他喊出那句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前，警察手中的灭火毯却在他头上悠闲的摇晃很久，没有丝毫灭火的急迫。

六、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导中，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王进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委托，对王进东的声音作了语音鉴定，得出明确结论：《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后来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追查国际”经可靠途径查获：参与“自焚”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

2001年1月23日，中共江、罗集团在天安门导演了震惊世界的“自焚”伪案，用来构陷法轮功。中共先后披露的三个“王进东”，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大纪元资料图)（摄影: / 大纪元）

*国际揭露骗局 中共丑行曝光

2001 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指出：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2002 年1月北美中文电视台“新唐人”制作了揭露2001年“天安门自焚真相”的记录片《伪火》（False Fire），该片从各国参赛的六百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于2003年11月8日荣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该奖项在记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

*自焚伪案制片人陈虻遭恶报

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的陈虻是中共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天安门自焚》记录片的制片人。陈虻积极主动参与制作了这毒害亿万人的谎言。2001年他在加州一个研讨会上所说，“新闻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真实性”，“谁给我饭吃，我就给谁卖命。”

2008年12月23日，49岁的中共副处级干部陈虻，在发现胃癌的9个月后痛苦的死在北京肿瘤医院。

另一个央视主播罗京2009年6月5日由于淋巴结癌不治死亡，死时仅48岁。据报导，罗京在患病期间，口腔严重溃疡，舌头溃烂，疼痛难忍，不能说话。罗京自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播报了大量诬蔑法轮功的假新闻，特别是“天安门自焚”，配合江氏集团栽赃、陷害法轮功，掀起广大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使中共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迫害。

（责任编辑：高静、孙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