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中国上古时代,一部“记言”的史书。我们知道,周代的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分,更有记言、记事的分工,但不是绝对的,因为史书中的“言”,其实不能脱离“事”而独立,言、事合一,方为“史实”。而作者不是一人,而是很多人,就是各国的史官,然后有人把这些加以汇集、整编而成。
《国语》不但是一部记言的史书,而且是一部国别史,以国别为纲,分别纪录周王室和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实,其中也兼及宋、卫、秦等国,但仍以八国之史实为主。每一国之事自成一个系统,与其他各国之事相对独立。因重在记言,所以叫做《国语》。它的大部分内容,收录了西周、东周到春秋这三个历史时期,许多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和思想家的重要言论。仅就全书前后起止而言,记载的史实,上起西周穆王二年(西元前990),下至东周定王十六年(西元前453)止,前后共历时五百三十八年。
《国语》内容涉及面极广,涵盖面更宽,而神传文化的内蕴,已在此书中初露端倪:天命靡常,唯德是辅,有德者有国,失德者失国,这种道德观念在此书中反复的被强调。“重德遵礼”、“天人合一”与“敬天恤民”,这是《国语》一书中最具教化价值的部分。那是个君主世袭的时代,王权凌驾一切,可有些睿智负责的官员,却敢仗义直言不顾生死,直陈君王的过错,实在难能可贵,请看下面一则史实:
晋国人杀了晋厉公,鲁国边境官员得到消息后,便把情况报告给鲁成公。此时成公正在上朝,便就此事问及满朝文武:“臣子杀了君王,这是谁的过错?”
大夫们没有一个人回答。太史里革出班奏道:“是君王的过错!一国之王,握在手中的权威大如天!如果失掉了这一权威而落到被人杀害的地步,那么可以肯定,他的过错也大如天哪!
况且,作为君王,本应尽心竭力的治理好人民,导正人民的邪行恶念的。如果他自己反倒放纵自己,倒行逆施,没法负起治理人民的责任,当然人们就有样学样,好逸恶劳,不知不觉间,君民一起堕落而都不自知、都无从觉醒,那么,整个国家邪气高涨、恶念充斥,越积越多,没人察觉。
如此一来,导致一国之君用不正的办法君临民众:任用贤臣不能专一,使优秀的官吏无法发挥所长;所运用的法则不够完善,不能获得子民的认同而无法贯彻;百姓贫困绝望时也不知体恤;‘上梁不正下梁歪’时,民众已无良知来判断好坏,这样还要君王做什么呢?继之而来的就是天下大乱!
夏桀逃到南巢,商纣死于京师,厉王被流放到彘地,幽王被杀死于戏山,都是以邪法治民的缘故啊!所谓君,好比是大河巨湖,而民众好比是鱼。水往哪里流,鱼就往哪里游。正邪、善恶、美丑都是大权在握的君王自己选择、决定的,民众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一个人行事的后果、得到的结局,都是这个人自己的行为、抉择所决定的,彼此互为“因果”,君王如此,其他人其实也如此。
(取材自《国语.鲁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