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印度，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国。两个国家太像，又太不一样了。庞大的国土和人口，光荣和屈辱混杂的历史，混乱和希望并存的现状，许许多多个层面和 维度，都提供了无数可以比较的有趣话题。但是中国人又是不屑于和印度作比较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少正视过印度的存在。把印度和中国放在一起比较是西方人爱做 的事。

我相信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印度是要比中国低几个档次的存在。正如我们总是把他们叫做阿三，连移民美国的中国人都对印度移民有天然牢不可破的心理 优越感。欧美媒体炮制出的“金砖五国”这个词，也让我们颇有微词：印度怎么能和中国并列在一起？一个只拿过寥寥几块奥运金牌的国家，如何能和拿牌拿到手软 的中国相提并论？一个连在南亚都力不从心的国家，又如何能和志在对标美国的中国相提并论？即使是在北京雾霾爆表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起雾霾更严重的德里，然后好像找到了一丝安慰。

几年前我到印度出差兼旅行，脑子里一直止不住冒出来的一个念头就是，印度落后中国多少年？出了乱糟糟像长途汽车站的孟买机场，我想起首都机场T3， 觉得答案是20年。那时深圳的手机厂商已经用只卖几百块人民币的低端手机占领了印度，有天晚上我钻进一个拥挤嘈杂的夜市，看到小店铺里全是我从来没有听说 过牌子的中国手机，觉得答案是30年。印度当地朋友极力劝阻我坐地铁的想法，说很危险，我谢过他的好意，转身走进灯光昏暗满地垃圾的地铁站，觉得答案是 40年。有天晚上我坐简易如同电动车的出租车外出赴饭局，被堵在路上半个多小时不能动弹，几百辆汽车和摩托车发出震天的轰鸣，加上天气闷热，我烦躁无比， 赌气地想，印度和中国至少相差100年。

差距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量化。作比较无可厚非，但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因此沾沾自喜乃至摆出傲慢的面孔。毕竟所有这些都只 是硬件上的比较。不管今天的印度是像三十年还是四十年前的中国，既然中国能在这三四十年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难说同样的变化不会在印度发生。

而在更多看不见的领域，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

这个想法在我后来看到阿米尔・汗主持的一个电视节目《真相访谈》之后，变得更加坚定。这个节目的英文名字叫Truth Alone Prevails，直译过来就是“只有真相”。

在2012年，电影事业如日中天、早已经成为印度国宝级演员的阿米尔・汗，在拍电影的间隙，决定抽出时间拍这么一档节目。在形式上，节目类似于奥普 拉的脱口秀，内容上又有点像中国很多电视台都会有的新闻纪实和分析类节目。不一样的是，这个节目不追任何具体的新闻热点事件，而是着力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 社会现象，揭露和分析在印度社会普遍存在、但又被长期视而不见的黑暗面。

更不一样的是节目的深度和尖锐程度，每一期所探讨的话题，都极其敏感，原本是印度人讨论的禁忌：儿童被性侵、大男子主义、妇女遭受的家庭暴力、层出不穷的强奸、无处不在的腐败、严重的环境污染、执政选举中的舞弊，等等。

在每一集里，阿米尔・汗都会请受害者和当事人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比如第一季第一集，讲的是重男轻女而导致强制堕胎、乃至杀害女婴。节目一开始，一个来自偏远农村的妇女，讲述了自己在怀了女孩后被丈夫家人骗到医院强制堕胎的经历。镜头一转，阿米尔・汗问观众，你觉得这种事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只是发生在农村和小地方？然后他把另一位妇女请上台，她来自孟买的中产阶级家庭，丈夫是外科医生，公公是德里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她同样也有怀了女婴被骗堕胎的经历。长期研究女婴被害问题的专家也上台，说，“我不用跑到别的地方，那些残害女婴的人，他们就在大城市里，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原本觉得自己的生活周围没有这些丑恶现象的观众听了大惊失色。

节目里的阿米尔・汗，一步一步地揭开印度的伤口，每一集里都好几次忍不住擦拭眼泪。台下的观众，也是一边看，一边凝重沉思，或者泪水婆娑。但是更可 贵的是，这个节目不卖悲惨不卖鸡汤，而是一层一层揭示出问题的普遍性、寻访专家找出产生问题的症结，并且试图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还是那期杀害女婴的节目，阿米尔・汗举了旁遮普邦那万沙尔地区的例子。那个地方的男女比例一度失衡到100：75的畸形程度，但是在一个发誓改变这 一切的官员的带领下，全社会被动员起来，数不清的志愿者参与其中，举行了无数次的会议、演讲、集会、游行。十年之后，这个地区新出生的女孩人数上升了 71%。那期节目的最后，阿米尔・汗请电视观众发送手机短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呼吁法院加快审理那些杀害女婴的案件——因为法院的漠视，数百起案件被悬置多 年，参与强制堕胎的凶嫌一直毫发无损。

《真相访谈》一共有三季。我想了想，在中国还真找不出一档类似的节目，最接近的大概可以说是柴静的《穹顶之下》，所以你大致可以把《真相访谈》看成 是一个拍了三年的大型版《穹顶》。据说在节目开始制作前，曾经有很多朋友劝阻阿米尔・汗不要自毁前程，因为拍这样的节目对他的电影职业没有任何好处，反而 可能引起观众的反感。

节目的开头，阿米尔・汗用一段长长的独白对朋友的疑惑做了回应。他说：

一方面，印度在崛起，蒸蒸日上，作为一个印度人，我感到自豪和高兴，但是社会中还有很多令人心酸的事实，我们却对此熟视无睹，这些苦难让我深感不 安，感到哀伤。有时我会想，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些与我无关的事呢？我的生活幸福美满，别人的苦难与我何干？但是确实有关系，因为我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份子。 一连串的事情把你我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联系在一起，一呼一吸中，体会心中的共鸣。如果甘地、提拉克、鲍斯、尼赫鲁、智者阿扎德仍然在世，我们有何颜面去 面对他们？我们的先人怀抱梦想，为自由而奋斗，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现在这样的印度吗？

我想谈论一些关系印度民生的话题。不去责怪任何人，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也不去指责任何人。毕竟，那些造成苦难的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无心激化矛盾，我只想改变这个时代。

节目里的阿米尔・汗，不愤怒不煽动，态度坚定又神情温和，宛如真神。节目播出以后反响空前，在印度几大电视台播出，观众累计达到6亿，加速了好几项 相关法案的出台。阿米尔・汗就这样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了社会的变革。第二年，《时代》杂志把他评为全球百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称他是“印度的良心”，采访 他的文章标题是《一个演员能否改变一个国家？》。

这些电影，很多都获得了票房成功，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看到很多中国媒体把阿米尔・汗比喻成印度版的成龙、刘德华。从受欢迎和知名度的角度来说，这些类比可能没有错。但是，看过他的电影和节目，了解他做过的事之后，你就会明白，像阿米尔・汗这样的演员，在中国根本找不到一个参照物。

登上《时代》杂志各种榜单的中国明星也不少了，有哪一个像阿米尔・汗那样，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了改变？又有哪一个够资格称得上国家的良心？甚至只是 从敬业的角度来说，有几个中国明星，能够像阿米尔・汗那样，为了拍电影增肥减肥，体重先从138斤增到194斤，再减回到144斤？

动辄几亿几十亿票房的中国电影，又有多少部像阿米尔・汗的电影一样，带着现实指向和社会关怀？

阿米尔・汗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确实相信电影有推动改革的潜力，当然电视也一样……我们讲述的故事、刻画的英雄人物，可以激励大众，给人们带来希望，触动人心，可以解放人性中 善良的一面让它茁壮成长。这是一个创作者可以对世界做出的贡献。这是一种选择，不是我们的义务，但是如果我们想这样，是可以做到的。”

而在做电视节目之前，心怀巨大社会责任感的阿米尔・汗其实早就在用电影实践他改变社会的理想。

他的每一部电影，几乎都像《真相访谈》一样，关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摔跤》讲的是性别歧视；《三傻大闹宝莱坞》和《地球上的星星》讲的是教育体制；《荣耀之役》讲的是印度的殖民伤痛；《心中的小星星》讲的是阅读障碍症；《我滴个神啊》讲的是印度复杂的宗教社会。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印度落后中国多少年？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答案到底是多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如果我们沉迷于这些看得见的硬件上的领先而沾沾自喜，就会忽视和无视很多看不见的落后之处。

所以，也许是时候改变一下我们对印度的看法了，正视一下这个我们很多人不太看得起的国家了。

我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有领先的优势。在很多方面，印度反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至少在电影上，中国电影比印度电影，落后了一个高山一样的阿米尔・汗。

由宝莱坞明星阿米尔‧汗主演的《摔跤吧！爸爸》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以写实的手法，讲述了一位退役的摔跤手父亲，历经磨难和世人的不解眼光，将四个女儿训练成摔跤世界冠军的励志故事。

这部影片5月5日登陆国内院线后票房一路攀升，创造了4天过亿，26天后票房突破10亿的奇迹，同时也挤进中国市场有史以来最卖座影片的前二十名。

票房奇迹给中国影迷造成的文化震撼

在大陆豆瓣网上，近40万观众给出了平均9.1的评价。有评论说，这部影片在票房大卖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成为反思中国电影的一面镜子。 好票房不一定要靠小鲜肉和大场面，如何打动观众才是关键。

还有网友则表示，之前提到印度就会想到各种强奸事件，但现在发现，他们也有“民族之魂”。

影评人“内陆飞鱼”感慨地说“人家都实现文化输出了，我们还吃着自产自销的垃圾洋洋自得”“在电影这方面，我们哪有资格嘲笑印度”。

一个自称常常讽刺他人崇洋媚外的观众发文说，走出电影院后，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名普通的影迷，我们总这样告诉自己，虽然我们的电影拍得不知所云，但比起三哥们（对印度人的蔑称）的尬舞和神片还是好多了。但现在，我突然感到深深的羞耻。”

“我幡然醒悟，原来这么多年了，这真的是错觉。哪怕一切看起来都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的电影场面越来越宏大，我们的演员阵容越来越华丽，我们的大片投资动辄数亿十亿，我们的特效越来越精美，但却渐渐地彻底失去了最基本的能力，讲好一个故事的能力！”

“我们嘲笑印度的歌舞，印度的种姓制度；我们骄傲我们的GDP，我们的女性地位，我们的IT行业，我们的移动支付……但是，我们的阿米尔.汗呢？在哪里？”

“一味的糊弄与炒作，又或者卖情怀卖小鲜肉卖绯闻就能卖出十亿票房？一味地取悦观众，近乎于哗众取宠，都是垃圾！可我们的电影但甚至就连最简单的取悦观众都做不到。把观众当傻子一样糊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醒醒吧！中国电影！”

与此同时，主演阿米尔‧汗的敬业态度也让中国影人惭愧。该影片不光是故事的流畅性，影片中扣人心弦的摔跤比赛场景，那“拳拳到肉”的真实画面，都令中国观众深受触动。

据悉，为拍出真实的摔跤场景，阿米尔‧汗和他片中的两个“女儿”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摔跤训练，几乎把自己训练成了专业的摔跤运动员。期间一位“女儿”还在练习中受伤骨折。

软实力之争

《摔跤吧！爸爸》在中国的票房奇迹引起外界对中印软实力的讨论。《纽约时报》近日报导，中国电影业一直以效仿和赶超好莱坞为目标，但《摔跤吧！爸爸》的巨大成功，已经引得中国制作公司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突然间，中国公司开始竞相哄抢与印度宝莱坞有关的一切——合伙人身份和发行权，还有印度导演和编剧。

文章称，亚洲的这两个大国也正越来越多地争相向境外投射软实力，即文化影响力，在电影方面，近年印度电影走出国门，迈向国际，《贫民窟里的百万富 翁》、《三傻大闹宝莱坞》以及最近的《漫漫回家路》 （也译作《雄狮》）（Lion）等影片都大受欢迎，让“宝莱坞”在全球声名大噪。

而中国一直难以制作出一部火遍全球的大片。张艺谋的《长城》被认为是中国近年来在制作全球性大片方面最努力的尝试，但海外票房惨淡。

专注于中印合作项目的孔雀山影业的副总裁顾晚成说，“在中国，做决定的是手握资金的人，”“但这些人通常对好故事没什么感觉。他们宁愿投资于大明星或特效。”而宝莱坞的人则有自信说出“我们能把这个故事讲好”。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承认，在软实力方面，印度做得比中国好。

文章还探讨了中国民众对印度的认知的“落后”误区，主要是由中国媒体造成的。指这些媒体刊登的文章往往聚焦于印度种姓制度，以及印度社会中女性的待遇。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只有26%的中国人对印度有好感，低于2006年的33%。即便到了今天，在关于印度的讨论中最常出现的字眼也是“混乱”。

学者：文化艺术是自由女神的“女儿”

对于中印在电影业呈现出的这一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吴祚来表示，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文化艺术是自由女神的“女儿”。印度的电影文化首先是一个自 由的文化。印度很多的电影也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色，有它的生命力。他们的电影在自己的国家一直拥有非常高的上座率，所以才会有宝莱坞这样的文化 现象。

反观中国现在，拍什么中共就删减什么，所以只能拍一些歌唱祖国或者是歌会娱乐节目。严肃的电影、严肃的思考历史、思考现实的电影都很难存在了。问题很严重。

吴祚来表示，制度如果没有改变，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伟大的艺术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共稍微放松一下，就有伤痕文学，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出来了。但是后来有一些电影很快就被打压，就变得只能歌功颂德的。

“这是文化恐惧。没有自由，怎么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