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晚上，东德当局宣布，封闭28年的东西德边界恢复开放，大批民众涌入他的检查哨。他下令放行时深感羞愧，他说：“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感到党和政府背弃了我，特别是，当时我的意识形态彻底崩溃。”

作为一名边境干部、叶格深受东德共产党的政治教育，造成他当时的表面感觉如此。然而，也许是人类共有的良知在心灵深层不觉地起了作用，当天晚上，他的检查哨是最早开放的。

叶格隶属东德秘密警察，官衔为中校。当晚他已交接下班，正在餐厅吃三明治。当他听到东德政治局委员夏波夫斯基在电视上宣布，准许东德民众前往西方旅游的新规定立即生效，他愣住了。和他一起看电视的长官也愣住了。打电话请示上级，但没有人给予进一步指示。默不作声也是上级们当时的一种选择，这一选择帮助了柏林墙守墙官兵们做出正确选择。

半小时后，人潮陆续涌入，民众塞爆检查哨外。叶格当下决定，彻底开放边界。

其他许多官兵干脆放弃了守卫，站在一侧无为以对，顺应天意。结果数十万群众一眨眼工夫居然把数十里市区的柏林墙推倒。

20年后，66岁的叶格对1989年放行的事情有了完全不同感受，他说：“事实上，那是正确且势在必行的，而且时机完全正确。”

叶格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当晚做对了事。”

另一名东德守兵英格·亨里奇，当时却选择了不同的做法，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

1989年2月，也就是柏林墙倒塌9个月前的一个冬夜，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好朋友高定一起偷攀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射杀他的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于1992年在柏林法庭上被判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法官这样对亨里奇解释对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

中国文化讲因果报应。做对事看起来只是一瞬间的选择，但瞬间的选择同样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后果，甚至影响自己和他人的一生。人生在世，选择做对事的时候当时可能感到很难，但时过境迁后发现，选择做对事永远都是最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