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成就他艺术巅峰的环境不在中国大陆，而是在西方社会。出生在巴黎，七岁随音乐家父母移民到纽约，马友友即在这个世界艺术之都以来自东方的音乐神童之姿一鸣惊人。

母亲卢雅文是马友友最初的音乐启蒙人和人生导师，尽管儿子成就非凡，她从不接受任何采访。在年近九十岁之际，她向《新纪元》讲述了马友友音乐之外的故事……

马友友母亲卢雅文专访 顶级音乐家背后的推手
文 ◎ 潘美玲

马友友母亲卢雅文。（摄影／潘美玲）

在美国大西洋边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里，记者见到今年八十七岁的卢雅文，她在这个美丽而安静的海滨城市里过着恬淡隐居的生活。这个出生于二十世纪初，在亚、欧、美三大洲留下生命足迹，精通中西方古典音乐、法语和英语的中国人，就是世界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的母亲。

她出生在“东方之珠”的香港，毕业于民国时期南京的中央大学，她在重庆沙坪坝躲过抗战纷飞的战火，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时局中离开内战时的中国，在法国巴黎邂逅她的音乐老师马孝骏，在巴黎生下音乐神童马友友和姐姐马友乘，她和丈夫把孩子带到美国纽约，让马友友得以在广阔而自由的舞台上打开无限的发展空间。

马友友的父亲马孝骏和母亲卢雅文在法国巴黎结婚时的相片。（卢雅文提供）

卢雅文说：“我以为是友友自己要吃，没想到他却说：‘他是个小孩哎！’我才知道他说的是那个小孩。听到他的话，我的脸都红了，他这么小的年纪，就这么有同情心，我却没有想到。友友教育了我这个当妈妈的。”

“有一次，我们全家的好朋友约翰‧若勒博士（John Rallo）带着孩子到我家来跟我先生学琴，若勒博士对孩子很严格，在电梯里，他训斥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好好用功，友友在旁边听到了，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为自己的小伙伴担心，同情他。”

卢雅文说，马友友从小就充满了爱心，对他人充满了同情和关爱。这是作为一个音乐家，最重要的东西。

上哈佛时，友友注意到住在同一宿舍楼的一个黑人女生，早上从不吃早饭。有一天，他就买了早餐，用塑胶袋把早餐挂在她宿舍门外的把手上，写了一张字条“吃早餐对你的身体有好处。”第二天，那个女生回覆了马友友一个字条，说“谢谢友友爸爸啦！”卢雅文说，马友友对任何人都是这样关心，不分种族和肤色。

“友友也很有孝心，他的爸爸生病住医院，友友排练完，背着琴到医院，给爸爸弹琴。他爸爸临终前很怕死亡，友友就坐在爸爸的床边，给爸爸讲天国的世界和美好，让爸爸不要害怕，然后又跟爸爸讲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的美好回忆，让爸爸开心。”卢雅文悠悠地说着过往的事情，脸上满是温馨。

马友友的音乐同行，获得过最多葛莱美奖（二十六个）的著名歌唱家爱丽森‧克劳丝（Alison Krauss）有次说：“能够和马友友的艺术才华相提并论的只有他的善良和慷慨。是神造了马友友，马友友被造出来了，神也就收工了。”

音乐是无私的

记者问卢雅文，对小孩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她说，是做人的道理。小孩子学音乐，除了教他们学习音符和技术，更要告诉他们一些道理。她说，马友友四岁开始拉大提琴，姐姐马友乘比他大四岁，拉小提琴。小孩子的天性都很顽皮，他们有时也会争吵。有一天他弹姐姐的音乐，姐姐说：“这是我的音乐，你不能弹。”弟弟说：“这是我的大提琴音乐。”两个人争起来了。妈妈听到，对他们说：“音乐是给所有人的，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大家的。”

马友友的母亲卢雅文为了相夫教子放弃了做声乐歌唱家的梦想。（卢雅文提供）

马友友成名后，创立了“丝绸之路”乐队，集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人，为他们提供发展的机会。

“友友很幸运，他得到很多人的帮助，现在他成功了，他也要帮助别人，成名后工作更加辛苦，通常一个人做四到五个人的工作。他就是想帮助别人，回报这个世界，这是他的使命，他对得起上天给他的恩赐，和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马友友的姐姐马友乘也是这样，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她一边行医，一边与丈夫——古典吉他手麦克‧达德普（Michael Dadap）经营儿童交响乐团协会（Children's Orchestra Society），帮助儿童发展音乐的天赋，并给他们提供和著名音乐家同台表演的机会。这个非营利组织是马友友的父亲马孝骏在1962年创立的。

马友友大提琴CD专辑封面。（网路图片）

马友友大提琴CD专辑封面。（网路图片）

“如果儿童交响乐团协会支出有困难，友友都会举办慈善音乐会，为他们募款，分文不取。”卢雅文说。

马友友的音乐合作伙伴，芮妮．弗莱明（Renée Fleming）美国最顶尖的抒情女高音歌唱家说：“他的人性和他在艺术上的才华、音乐上的造诣是并驾齐驱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因为他和我们在一起。”

把心中最美好的东西给别人

在谈到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时，卢雅文说，言传身教里面，身教很重要，“小孩子很善于观察，有些东西你不说，他都会看到。”

“很多跟友友共事的音乐家、作曲家，都很喜欢他，喜欢跟他一起做事，观众也喜欢他，喜欢听他的音乐，因为他把心中最美好的东西给别人，这一点跟他爸爸的身教有关系。”她说。

马友友七岁随家人移居到美国。左一为马友友的叔叔。（卢雅文提供）

马友友幼年时和母亲在法国巴黎。（卢雅文提供）

曾担任纽约爱乐首席指挥、伦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和法国国家乐团音乐总监的德国指挥家库尔特．马苏尔（Kurt Masur）说：“我第一次见到马友友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魔术师，每个人都非常喜欢他的演奏和对音乐的诠释，他也是我见到过最坦诚的人，他的微笑和善意发自他的心底，无论他演奏什么，你听到的音乐都是那么的清新和启迪人心。他走到哪里，就把爱带到哪里。”

善的教育

有的小孩因为从小练琴，很辛苦，会“恨”琴，马友友是否也有经历过同样的情况呢？

卢雅文说没有：“我的先生是个教育家，很会循循善诱，每次不会让友友练得太长，只15分钟，让他专心地练，因为小孩子顽皮，定力不够，专注比时间更重要。他的爸爸还很会讲故事，吸引小孩，小孩子都喜欢听他讲故事，连外国（西方人）小孩都喜欢听他讲。”

“我的先生从来不会因为音乐而打小孩子的屁股，不让小孩因为音乐而受罚，因为怕小孩心里会留下阴影。如果想让小孩以后做音乐家的话，就不要给他的心里留下阴影。其他的时候，小孩如果不听话，顽皮，可以打屁股。但是如果音乐通不过的话，他的爸爸不会打他，而是‘罚’他写毛笔字，写中国字。但是友友学音乐从来都是通过的，不需要惩罚的。”卢雅文自豪地说道。

“友友很喜欢音乐，假如他爱这个音乐，他听不见你讲话，他耳朵是聋的，听不见外面的，他的精神全部都专注在音乐里面。他从小就喜欢舒伯特、海顿，练起来就不愿意放下。”

艺术的最高境界——简单和自然

记者问，马友友很小的时候，就会拉难度很高的曲子，他的年龄和他对音乐的表现力让世界顶级的音乐家都感到不可思议，他是怎么学习音乐的？

卢雅文说，马友友六岁的时候，他会拉琴让妈妈听，同一首曲子，他有多种不同的拉法，让妈妈听，然后问妈妈“你喜欢哪个？”然后再问妈妈为什么喜欢那个。

“我告诉他，我喜欢Simple（简单），Simple永远是最好的，不要复杂，自然最好，因为我们中国人讲‘中和’、‘中庸之道’。”她说。“他从小就知道同一个东西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他问我喜欢哪个，我告诉他，他随时都可以改变表现的方式，这是天赋。”骄傲的神情，写在卢雅文的脸上。

有一次，他在茱利亚音乐学院的老师让他和姐姐一起拉舒伯特的奏鸣曲，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难度非常高。友友尝试了很多次，都不能表达出来，他就让妈妈来唱。卢雅文就唱给他听，唱完了，他说：“妈妈，为什么你能做到，而我做不到？”

我说：“你先要理解作曲家的意图，然后把它表达出来，我能表达出来，是因为我的声音是天生的，自然的，不需要练，我就可以自如地运用声音表达自己，而你的cello（大提琴）不是自然的，你需要练习，有了technique（技巧），才能自然地运用它来表达你要表达的东西。你现在表达不出来，是因为你还小，没有足够的technique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后来，马友友苦练技巧，最后终于渐入佳境，大提琴好像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能够运用自如地表达他的思想和情感，就像妈妈用歌声表达自己一样的自然。

在1982年2月《哈佛》杂志的封面故事中，马友友说：“我的母亲对音乐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她知道什么是美好，她的音乐充满了感情。而我的父亲则偏重理性分析、智慧和技巧。”在音乐方面，父母对马友友的影响缺一不可，好像阴阳和合而成，日月交映成晖，极富感染力。

当今古典乐坛中流砥柱的指挥家，被誉为“古典音乐的票房保证”的世界级指挥家马里斯‧扬颂斯（Mariss Ivars Georgs Jansons）曾这样评价马友友：“他集多种品质于一身：才华、音乐的创意、艺术的眼光、广泛的类别、人性的魅力，这些都造就了马友友成为世界顶级的大提琴家和最受人欢迎的艺术家。”这些特质，都和承传了诸多中华传统文化的父母关系密切。

天才的魅力

记者问，马友友在三种不同的文化中长大，又是神童，对他的教育，跟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卢雅文说：“我的先生在家里都要我们讲中文，他对孩子很严格，友友很尊重中国式的教育方法，但是，因为他出生在外国，他是international的（国际），他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他的发展空间是更广阔的。”

马友友七岁的时候，世界著名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听他拉琴后，立刻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小孩将是改变世界乐坛的力量，他毫不犹豫地把马友友推荐给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让他和姐姐与伯恩斯坦一起在华盛顿DC为甘迺迪总统和夫人表演。帕布罗．卡萨尔斯对马友友的父母说：“你们要好好保护他，尊重他的意见，让他自由。”

七岁的马友友和姐姐在甘迺迪中心为甘迺迪总统和夫人和五千名观众表演，右为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卢雅文提供）

马友友从小就很有自己的想法，对爸爸中国式的家长权威，他会尊重，但也会“临危不惧”。“But,Daddy,······”（但是，爸爸），他会陈述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一味的服从。

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的美德教育，比如谦虚，马友友的父母是坚持的。马友友谦虚优雅的风度，正是让西方观众着迷的与众不同的东方魅力。

卢雅文说，马友友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带他去看牙医，忘记了路，马友友指出了路在哪里，妈妈问：“你怎么晓得的？”马友友回答说：“因为我是Genius（天才）！”母亲听了大惊，心想：“糟糕了，他在学校里，听到人们这样叫他（小小年纪就跟伯恩斯坦同台为总统表演），他也跟着学，他哪里懂，人一骄傲，还能长进吗？这不完了吗？”

母亲就从容地纠正他说“你记忆力不错。”说他是记忆力不错，就是为了告诉他，他不是“天才”。虽然母亲不愿意别人称他的儿子为天才，但是人们还是认为马友友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电视和广播主持人塔维斯‧斯麦利（Tavis Smiley）曾经不无感慨地说：“马友友是个天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我看来，他在音乐方面的才华并不是他最了不起的秉赋，而是他对人性的关爱，最让我折服。我相信心与心的沟通，马友友的心灵充满了爱的恩典，所以当你听他的音乐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他的心。”

超越时空的人性

作为一个母亲，对誉满全球的天才儿子最喜欢什么？“在我的心里面，他的善心和真诚，比他拉大提琴的成功更重要。”卢雅文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不是一个机器。Cello（大提琴）是他的爱好，他是利用Cello，传播他的爱心，我最爱他这一点。”

有一年，中共前主席江泽民来访问美国，克林顿总统邀请马友友出席招待会，宴会上马友友坐在江泽民的旁边，吃饭的时候，马友友对江泽民说：“我看，（你）对西藏的情形恐怕不太好吧。”江泽民听了很不悦，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说。

卢雅文说，因为这句话，江泽民不喜欢马友友，他曾经在中共的黑名单上，好几年都没让他去中国演出，“但是人民喜欢他，喜欢他的音乐，要他回去开音乐会。”

“他完全晓得江泽民不高兴听这样的话，但是友友不怕，他敢这样做，他敢讲真话，我很佩服他。虽然江泽民不喜欢友友，但是人民喜欢他（友友），友友是非政治的，他关心的是人民，他很有人性。”

她接着表示，“虽然我是他的妈妈，我也不怕不好意思说，他是一个好人，我很羡慕他能这样做。”

卢雅文说：“我已经快九十多岁了，以前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个，今天讲出来，是觉得会对别人有好处，对后来人有好处。总有一天，马友友的时代会过去，友友也说，‘再过一些年，人们也许就会忘记我。’”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但是美好的音乐和人性的光辉却会流芳百世千世，就像十六世纪的巴洛克时代的巴哈音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启迪着二十一世纪的人们。

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和善念

马友友曾说过，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已故世界著名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因为卡萨尔斯说过这样的话：“我首先是一个人，第二是音乐家，第三是大提琴家。”

马友友的伯乐与偶像——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说过：“我首先是一个人，第二是音乐家，第三是大提琴家。”对马友友影响深远。（AFP）

也许，马友友也希望被人们记住：他首先是一个充满了人性的人，其次是一个世界知名的音乐家，然后是一个杰出的大提琴演奏家。

2009年，马友友的母校哈佛大学邀请马友友参加纪念联合国人权宣言六十年的活动，哈佛大学教授，人文中心主任贺米．巴巴尔（Homi K. Bhabha）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权不只是停留在一个理念和意愿上，就像音符一样，它只有被诠释，练习和演奏成音乐的时候，它才真正能把人性的自由从个人的权利转化成普世价值，当我们见证人权精神的时候，马友友和他的同行们将用他们的音乐穿过历史的沉默，让人们在克服恐惧中看到光明和希望。”

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是一个缔造未来的时代，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音乐家们也可以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一样，用深厚的人文情怀谱写人性光辉和永恒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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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大提琴家马友友专访 首先是人，第二是音乐家
文 ◎ 潘美玲

马友友在哈佛的初恋女友吉儿。（卢雅文提供）

民国时期的中国出现了很多学贯中西的艺术家和文人，如马思聪、胡适。然而从1949年以后的60年里，中国大陆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世界顶级的艺术家，对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经济强大，号称“大国崛起”的社会，不能不说是一件耐人寻味的现象。在世界艺术的舞台上，不乏有影响力的中国人，例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高行健，被誉为中国“芭蕾王子”的李存信，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提琴家的马友友。但是，成就他们艺术巅峰的环境都不在中国大陆，而是在西方社会。

马友友出生在法国巴黎，父亲马孝骏是民国时期第一批去西方留学的音乐家，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曾师从马思聪。1936年赴法国巴黎留学获音乐教育学博士学位。1947从法国回国任中央大学音乐系教授，内战期间回到法国巴黎，和来自香港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卢雅文结婚。卢雅文（马友友的母亲）当时在法国音乐学院及凯撒弗朗克学校学习声乐，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唱家。在巴黎这个充满人文气息的艺术之都，这两个学习古典音乐的中国人生下了两个音乐神童（长女马友乘和儿子马友友），为了孩子的安全和发展，他们选择留在自由的西方世界，没有回到内战中的中国，也因此避免了红色中国下马思聪遭遇的不幸。

三种文化所成就的音乐家

在父母的薰陶下，马友友四岁开始学大提琴，七岁随父母移民到美国纽约，在这个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大都会，新来乍到的马友友和姐姐马友乘一鸣惊人，1962年11月29日，在甘迺迪中心，马友友和姐姐在著名音乐家李奥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下和纽约爱乐乐团同台演出，台下的五千名观众包括甘迺迪总统和夫人，人们把惊呼和热烈的掌声毫无保留地送给这对来自东方的音乐神童。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对这次音乐会的好评，七岁的马友友抱着大提琴的相片和美国第一夫人的相片并排登在一起。

在父亲的朋友、著名小提琴家伊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的引见下，马友友师从著名大提琴家李奥纳德‧罗斯（Leonard Rose）学琴，并进入了赫赫有名的纽约茱利亚音乐学院。十七岁的时候，马友友没有继续留在音乐学院或成为职业演奏家，而是另辟蹊径，选择进入哈佛大学念人文。在哈佛的四年里，他一边继续拉琴不断提高音乐造诣，一边涉足广阔的人文领域，历史、文学、人类学等。在哈佛的四年，上天赐给了马友友两个终身的伴侣：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初恋的女友吉尔。

被西方世界誉为“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大提琴手”的马友友每年有超过一百次的世界巡演，《人物》（People）杂志评他为“最性感的古典音乐家”。他获得过十五次音乐界的奥斯卡──葛莱美奖，经常被邀请到重大场合表演，如奥巴马总统就职仪式，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甘迺迪参议员的葬礼。他还和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国家艺术基金”和“国家人文基金’颁奖典礼上表演二重奏，并接受总统布什亲自颁发的“国家艺术奖章”。他还被任为联合国和平大使，奥巴马总统的艺术和人文委员会代表。

2009年1月20日，马友友等古典四重奏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上演出（Getty Images）

马友友的音乐正如他的三种文化背景一样，有着中国人的含蓄深沉，法国人的浪漫情怀，美利坚的自由和创新。高难的曲子在他的手中变得像行云流水般的轻松自如，来自多元文化的不同风格的音乐在他的调和下都变得浑然一体。

中国价值观从小根植在心中

2010年8月马友友接受了《新纪元》的专访。以下为采访的精华片段。

《新纪元》问（以下简称问）：您从小学习西方古典音乐，也有学习中国音乐吗？

马友友答（以下简称答）：有的，我的父亲是音乐教育家，我小的时候，他教我和姐姐学习中国音乐，民歌，中国音乐是我从小接受音乐教育的一部分。

问：在中国文字里，音乐的“乐”是“药”的一部分，有治愈的意思，您对音乐的看法？

答：中国文化对音乐的诠释非常的特别，反映了音乐在精神领域对人的巨大影响力，这也是我对音乐的看法。在音乐里，声音就是能量，能量就像接触，我们都知道，接触对治愈有多么重要，即使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你去握他的手，给他安慰，如果他不会说话，也不会表达自己，你用温柔的声音对他说话，像对一个年迈的人，或者生病的人，或者一个新生的婴儿，你的声音，你的接触，会给他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影响。现在很多人都在谈音乐对人的治愈作用，我想音乐不但能给带来心灵上的安慰，还能起到治疗的作用。

问：在电影《卧虎藏龙》的音乐里，您的演奏表现了中国人含蓄深沉的感情，打动了很多观众，对于一直生活在西方世界的您，是怎样进入中国人内心的感情世界的？

答：这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我从小就是听他讲故事长大的：三国志、诸葛亮、曹操，多的数不完。中国古典文化和价值观从小就根植在我的心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忠、孝，道家的思想，佛家的理念。所以，虽然我从没有生活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价值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上大学期间，我还学习了中国历史、文学。还有，我曾去亚洲旅行，香港、台湾、日本、中国大陆，都让我从不同侧面了解中国文化，在去过的所有亚洲国家和地区里，我认为日本保留了很多儒家传统的东西。

上大学和为人父的生命转变

问：孔子说人生的阶段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您觉得自己现在在哪个阶段？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是什么？

答：在人生这条路上，我学习得比较慢，比孔子说的要慢十年，所以，我的五十岁就是孔子说的四十岁（笑）。我现在才开始对人生和很多事情有一点点清楚的认识，我希望，当我六十岁的时候，我能知道我的天命是什么。

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我想都和我的“第一次”有关。第一次接触音乐之外的世界——上大学。在上哈佛之前，我已经拉琴拉了很多年了，起码有十年了，上大学让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音乐以外的年轻人，他们每个人所想的，所做的都和我很不一样，但是他们是这么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和抱负，有学心理学的、人类学的、天文学的、文学的。哇！每个生命都代表了来自他那个宇宙的不同的世界观，让我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广阔的世界，我忽然发现，原来你可以从这么多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在哈佛的宿舍里，我好像去了五百个不同的国家旅行。这段经历对我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第二个重要的阶段，就是初为人父。当你二十岁的时候，你会觉得生命很长，自己永远都不会老，但是当你有了小孩后，你会感到生命的更迭，你会觉得自己不可以永远年轻。有了小孩后，你也不再是你自己世界的中心，对于什么是爱，你也有了不同的理解和体悟，你会去关心这个世界，这种关心和以前没有小孩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例如从前你觉得，如果哪天自己死了，也没有关系，但是，有了小孩后，你会想到，我死了，孩子怎么办。

你也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例如，从前我会随便丢掉塑胶瓶子，但是现在我会想到环境保护，因为这个世界要留给孩子和后来的人继续生活。有了孩子后，我也更关心教育，关注人们如何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问：您在不同的国家生活过，也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旅行，体验过不同的文化，这些对您的音乐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对音乐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走进内心的世界，就像走进别人家里做客，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就像走进了很多不同的人的家里。当我从他们各自的角度看外面的世界时，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同的，这样我就有了很多不同的视角，当你有了不同的视角和阅历，你对一件事物的看法就不会是单一的，对同一个问题，你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用想像力和实践力开创一条新路

问：在“丝绸之路”中，您拓宽了音乐表现的体裁和风格。走在一条前人（古典音乐家）所没有走过的路上，您是怎么做到的？

答：第一个是要有丰富、持久的想像力。第二个是要把想像的概念变为现实的行动力。就像一个建筑师一样，在纸上构思一个建筑的时候，你是用自己的想像力去建造这个房子，音乐家也是如此，你用想像力去构建一个音乐厅，从没有到有，一切都靠你的想像力去构造，然后把它变为现实。生活阅历和看问题的视角也是丰富想像力的源泉。

问：自由对艺术家来讲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艺术家就无法实践艺术对社会的使命和价值。对于那些不畏集权压制，真正地实践艺术家的使命的人们，你的想法是什么？

答：我想，艺术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表达一个深刻的内涵。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激发了这些艺术家的创作，他们最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我想，他们一定有一个很强大的原因。在表现方式上，通常，强烈的反差是创作的基点，比如，一件事情在中国是什么样，如果在美国又是什么样？在艺术的表现上，你可以把不同世界的东西表现在一个舞台上，形成鲜明的对比，你可以表达时政的主题，也可以是社会关注的现象。我想，这些艺术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东西超越了自己。

问：您每年都有上百场的演出，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答：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大概有二十年都是在旅行和演出。家庭的很大部分责任都落在我太太的肩上，但是她从没有让我感到过内疚，她把两个孩子照顾得很好，在我外出演出的时候，她总是告诉两个孩子“爸爸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的两个孩子很懂事，家庭是他们的中心。我尽量多回来和他们在一起。现在我的两个孩子进入成年了，他们也开始忙了，回家的次数也少了。当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

问：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说说您的太太吉尔吧。

答：我经常对我太太说，如果不是因为和你在一起，我早就死过不知多少回了。因为我经常很粗心，开车太快啦，把琴忘在计程车里啦，从楼梯上摔下来啦，如果不是因为有吉尔，我真的不知道会怎样了。她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人，不仅有一颗很善良的心，还有一个很聪明的头脑，她给与了我巨大的关爱和支持，同时，她又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她有非常好的判断力。我对她充满了感激。

马友友和太太吉尔，2003年于洛杉矶。（Getty Images）

问：您也有偶像吗？

答：我的偶像是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因为他说过这样的话，“我首先是一个人，第二是音乐家，第三是大提琴家”，这句话说得很美，对我的印象很深，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也完全相信这句话。他在生活中也是这么做的，也是这样做出很多决定的。◇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89期“封面故事”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