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常来串门的客人里,有位右派叔叔,他魁梧高大,说话带口音,父亲叫他“小山东”。他一般不空手来,常带点儿“零嘴”,所以我们几个孩子总盼着他来。有时是一包水果糖,有时是几串糖葫芦,要不是一包糖炒栗子,再就是一兜沙果、红枣什么的。要知道那个年代还没完全从“三年饥荒”的阴影里走出来的中国人,对“进口货”有多么渴望,尤其是我们孩子,吃了上顿盼下顿。每次山东叔叔腼腆地从中山服的大口袋里往外掏东西的时候,都听母亲在埋怨他:“你要是再买东西来,我就不管你的事了!”他老是涨红着脸嘟囔一句:“不是给大人买的,是给孩子们的。”这一幕,我们都记得。送走他,母亲会给我们分叔叔带来的好吃的。
后来听父母常念叨他的事,知道是母亲在给他介绍对象,帮他说媳妇。
为他的事,父母没少抬杠。父亲说,家里家外的事都忙不过来呢,还有闲心当媒婆?弄不好得罪人。母亲没好气地回父亲: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跟前有家有口的。他一个外地人,老大不小的了,出来进去的就一个人晃悠,那日子不好过啊!父亲断言母亲是在白忙活,说谁家闺女愿意给一个右派?母亲动气了:右派怎么啦,就不能娶媳妇?我看他比楼里那群左派份子强百倍。我要有合适的闺女,就许给他。父亲叹气不说话了。
渐渐地他来得少了,后来知道他结婚了,是母亲帮他找上的媳妇,我们胡同里叫“玉儿”的纺织女工。玉儿,人长得像她的名字一样玲珑剔透。我在胡同里遇到她时,叫她一声姐姐。玉儿笑的时候,甜甜的,连父亲都夸这姑娘长得带人缘。母亲说,整条胡同里谈婚论嫁的大姑娘当中,数玉儿规矩、安稳、有礼貌,做媳妇也一定贤惠。
我成年后,和母亲聊起这段往事,才知道当年她老人家牵线的这桩婚姻里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插曲。
小山东来自农村,在北京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文化单位工作。不久赶上57年反右,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他说:“党是毒瘤!”那天晚上,他在机关大院蓝球场的鸣放会上“党是毒瘤”这一嗓子把大家的瞌睡都吓跑了。当时会场鸦雀无声,就听他一人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说得头头是道。
他带上右派帽子被下放东北劳改。没几年,竟作为“摘帽右派” 回到了原单位。很多人都不相信。他捅的漏子太大了,居然这么快就活着回来了!好像是阴差阳错,上级什么人把返城的名单搞错了?虽然他回到了原单位,但没按照他的学识安排岗位,始终在办公室里“打杂”。母亲说,可惜了他一肚子的学问,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字写得漂亮,文章也漂亮。要说给他戴右派帽子,不算冤枉,他反党,观点鲜明,认识成熟。反得对不对?现在看一点儿没说错,现在敢说的一些话,人家那时候就说了。
听这么一说,我更纳闷了,当年母亲是怎么给这个铁杆右派“蒙”来媳妇的,还是个俊俏的小媳妇。母亲笑了,说自己确实耍了点儿小花招。见面之前,没跟玉儿的家里说对方右派的事,先说了,那就没下文了,还不如不去碰钉子。“后来是他自己跟玉儿说的。”难道玉儿没嫌弃他?母亲说玉儿人单纯,不势利,好像没把右派当多大的事。倒是她家里的那关过不去。她哥、嫂都是公安干部,说这是让玉儿往火坑里跳!玉儿的妈特地过来当面回绝的,不客气地质问:“他是右派这么大的事,怎么之前都不言语一声?”
母亲自知理亏,可还是不死心。把玉儿喊到跟前问她,你喜欢不喜欢那山东汉子?玉儿哭了,说,他人真好。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说自己是摘帽右派。母亲问玉儿,你是什么时候跟家里人挑明的?玉儿说:我没说过,是我哥他们去单位外调出来的。
见玉儿还和“右派”来往,她被家里看管起来,上下班不是她爸接,就是她哥送。“右派”来找过母亲,人瘦了一圈,母亲先数落他没出息,后劝他也设身处地替玉儿一家人多想想。母亲说:现在有哪家爹妈不愿女儿攀高枝?像玉儿这么好条件的姑娘,找什么样的女婿没有啊?就是下嫁个扫大街的,也比嫁给你“黑五类”强。嫁了你右派,政治前途没了,自己倒霉一辈子不说,连儿子孙子都没出头之日啊!
他什么话也没说,把一个纸口袋放下了,说是玉儿织到一半的一件毛衣、线团,托母亲交还给玉儿。
母亲笑着说,自己又耍了个心眼儿。毛线活没交给玉儿,叫“右派”拿回去了,为的是让玉儿自己去他那取。玉儿和家里请了假,去取毛线活。毛线活取回来了,接着织,织好了,又给他送去了。这一来一往,俩人的感情越织越长,越织越密,一直拖到文革。玉儿算是产业工人,在家里说话气粗了,他哥嫂也不敢死乞百赖管她的事了。
他们结婚了,俩人提着厚礼来家里拜谢母亲,“右派”给母亲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后来我模仿他大鞠躬的动作,逗得母亲咯咯直笑,说:“一点儿不夸张,就是那样。”母亲喜欢山东人的耿直、忠厚,而他又加个“更”字,老说他是条山东好汉。
山东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娶了媳妇不说,转年还得了儿子。他沾了玉儿的光,文革里没太受欺负。
臭老九开始吃香了,他半身不遂了,人也有点儿呆傻。玉儿不离不弃,一直相伴左右。人活七十古来稀,“山东汉”活过了七十岁,娘俩给他平平安安送了终。那年,玉儿不到六十岁,依旧秀美,加上她相夫教子的贤淑美名,招来追求者。玉儿对他们说,她这辈子嫁过一个好男人,足矣。
母亲说自己这一辈子就管成过这么一回说媒拉牵的事。不为别的,是看着不公,想帮他。农村出来的好后生,刚分配来,就被打成右派丢了前程。玉儿嫁给她,是他自己“命大造化大”。结婚前,周围人说“成不了”;结婚后又说“长不了”。都说他是“赖汉娶花枝”,我说是“好汉娶贤妻”。
几十年前的往事了,母亲也已然作古。这是在那个极左思潮猖獗的严酷年代里,发生过的一个温馨故事。山东汉是中国55万右派中的一个,但他是不幸中的万幸者。好姑娘玉儿爱上了他,富有同情心的母亲帮了他。
听起来像是文艺作品,然而它是一段历史,没有夸张和虚构。故事里的三位主人翁,三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是小人物,都是好人。三个好人的良知善念,闪现出的烁烁人性光辉,正是来自于根植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中华传统美德。她使中华民族薪火不断,绵延了五千年历史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