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忠身分证复印（受访者提供）。

黄维忠表示，我是受10个村庄676户约3千村民的委托，代理10个类案，作为同属于征地案件的合法委托代理人，在福建走完了所有的诉讼程序，哪里也不受理。“那我们对这个结果不服，就福建省政府行政不作为，我们告到省高级法院，但它不立案，我们就向国务院申请行政裁决，国务院也不裁决，因此我们向北京市高级法院状告国务院不作为”，他说。

 
1月11日，福建省莆田市3千余名失地农民给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寄出的起诉状，状告国务院行政不作为的特快专递原始单据（受访者提供）。

08年底黄维忠代表农民寄出告国务院的诉讼状后，至今没有收到北京高级法院的任何回复。于是今年1月11日他以特快专递寄出“法律监督申请书”和“起诉状”，分别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申请法律监督、向全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起诉。

“这个状告重大、复杂，涉及面广，我们于08年12月24日向北京高级法院投递诉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收到这个诉状以后，根据规定7天应该立案受理或不受理，或先受理再驳回，但是它没有回复，没做成决定，那就是不作为了，它受北京市人大监督，因此我们去北京市人大申请法律监督。如果他们再没有答覆，我们将向北京市公安机关申请大游行，这没有什么客气的。”

黄维忠提供的案件材料表明从2003年、2005年至今，莆田市延寿村、溪白村、仓林村、码头村、西刘村、东楼村、桃峰村、洋西村、七步村发生十起土地侵权案。他说，农民集体诉讼影响了当地政府对百姓利益的收刮，因此在05年他作为农民授权的代理去北京状告国务院不作为时，在火车站被抓，被判3年徒刑。

他说：“农民被侵权的事实存在，但得不到救济，过去不论上访信访找领导都不解决问题，就是按法律明文规定的程序走不通，还受到打击报复。我坐牢3年其实就是一起政治迫害的案件”。

“我们提出诉求，请求法律救济，我们走的路都是按中国的法律程序规定可以走的路，如果行不通的话，那中国的人权确实无法保障、共产党所讲的法制国家，什么什么的都是假的。我的案子就可以举证中国不是法制国家，那么我可以根据公民权力、政治权力、国际公约等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申诉。这是我们的目标。”

黄维忠明确表示，他们所做的最终目的是揭露中国没有人权的根本就是没有法制，或者说法律法规都是虚设的，共产党做的什么都怕人知道。

莆田市政府侵吞涉案的10个村的农民征地补偿款，政府官员肆无忌惮的掠夺依据是上一级政府批准的文件。失地农民不服征地补偿标准、安置方案，长期逐级上访无济于事。而且其继续强制扩大征地，导致当地民怨沸腾。

大纪元记者致电黄维忠所在的龙桥街道办事处，询问其对农民所举证的土地被征，得不到妥善安置，状告地方政府直至国务院是否知情，接电话的官员表示一点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