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克隆人这样的事件，是科学技术使人类变异的直接表现，而且也体现了人对造物主的不敬。它是科学被进化假说带到物质层面的表现，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的伦理道德，成为了生命科学乱象层出不穷的一个典型代表。

当提到伦理道德时，大多数人会想到区分正确与错误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希波克拉底誓言》一直是世界各国医生的重要行医准则，其中一条是“首先不要伤害”（First Do No Harm）。

人们意识到，科学如果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是需要伦理道德来约束的⁵⁵³。一个正规的人体临床实验，要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如果审批不通过，就不能做。成立于1993年的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IBC），就是一个负责追踪生命科学及其应用、确保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机构⁵⁵⁴。

可是在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在生物医疗领域却出现了伦理道德的败坏。一向以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是历来被尊崇的职业。可事实上呢？让我们来看两个发生在近现代的真实案例。

2.1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塔斯基吉（Tuskegee）是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这里坐落着一所1881年创办的、历史悠久的私立黑人大学──塔斯基吉大学（Tuskegee University）。

1932年至1972年，美国公共卫生局（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简称USPHS）与塔斯基吉大学合作，以免费治疗为名，把亚拉巴马州399名感染了梅毒的非洲裔男子当作实验对象，其实是为了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而病人其实未被告知罹患梅毒的实情，只被告知他们得的是“坏血病”（bad blood），他们也未得到任何真正的治疗。

梅毒是一种由梅毒螺旋体细菌引起的性传播疾病，可引起口腔和耻骨周围的溃疡和皮疹。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死亡。

1932年实验开始时，梅毒是无药可医的绝症，但到了1943年，医学界发现青霉素可有效医治梅毒后，按照伦理学原则，应该给这些患者尽早使用有效的药物治疗。可是研究人员为了能够继续研究梅毒，让这些梅毒感染者误以为在接受针对梅毒的“粉红药”（Pink medicine）治疗，其实只是给患者使用了阿斯匹林和铁补充剂。

受害者中有128人死于梅毒或并发症，40人的妻子受感染，19人的孩子出生后确诊患了先天性梅毒。

1972年，美国公共卫生局流行病学家彼得‧布克斯顿（Peter Buxtun）向媒体揭露此事，该实验才终止。1997年，美国政府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及公开道歉。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Tuskegee Syphilis Study）严重违反人类医学研究的伦理原则。当今很多非裔美国人受到心理阴影的影响，至今不愿意献血。

美国公共卫生部性病部门的主管约翰‧海勒医生（Dr John Heller）曾说过：“总体来说，医生们和公务员们只是单纯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其中的一些只是服从命令，另一些则是为了科学的荣耀而工作。”（Some merely followed orders, others worked for the glory of science.）

可见，现代生物医学似乎被带入了一个漠视生命、漠视道德的误区，医生的“学术研究”可以变成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公然伤害被研究对象，即使重大疾病也不予有效救治。这已经违背了人的基本良心。

发生在黑人群体之中也并非偶然。种族主义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跟进化假说有关。在纪录片《惊世海行记》（Darwin: The Voyage That Shook The World）中，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历史学家彼得‧保勒（Peter Bowler, 1944—）提到了达尔文认为的一种观念，即除了白人以外的其它种族在智力和道德方面都不具备成为文明人的能力，相对来说处于较早期的人类生物进化阶段。⁵⁵⁵

2.2 血腥的中国器官移植产业

如果说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是丧失基本医学伦理的重大事件，那么发生在中国的没有道德底线的器官移植产业，则更是让人怵目惊心的罪恶行为。

在器官移植行业，自愿和知情同意是器官捐赠的先决条件，未经同意的人体器官捐赠──强制摘取器官，结果等同于杀害一个人，这种做法是对基本生命权的严重和不可容忍的侵犯。

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一直存在着生物伦理学问题，包括器官来源不明、没有供者的知情同意等等，因此备受国际社会谴责。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一直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对器官获取途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要求，且中共政府拒绝国际社会对该系统进行独立审查。

中国人由于传统信仰的原因，器官自愿捐赠率极低；尽管1984年中国实施了允许从被处决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规定，可是，中国的死刑犯数量除1983年严打外，一直相对稳定，并有逐年下降趋势。然而，2000年—2005年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却令人奇怪的呈现出不明原因的巨大增长。

自2006年6月起，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王家检察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 1941—2022）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 1943—）通过独立调查取证，于2006年7月发布《血腥的器官摘取──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⁵⁵⁶，调查结论为，中国器官市场高速发展的几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⁵⁵⁷，唯一的解释是来自当时被中共政府从1999年开始残酷镇压的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报告中以“这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形容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提供了约52种证据，包括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向中国很多医院的器官移植科打咨询电话，询问医院能否获得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真实存在。

2016年，两个大卫和美国记者伊桑‧古特曼（Ethan Gutmann, 1958—）经过十年的调查取证，共同发表的一份长达798页的新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屠杀》（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显示，中国医生每年移植的器官数量在60,000至100,000个之间，远远超过了自愿捐赠者提供的肾脏、肝脏和心脏的数量。⁵⁵⁸

该报告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些器官是从哪里来的？

报告通过列举大量详实的证据，包括医院记录、医生的证词、新闻简报和公开声明，证明器官主要来自于法轮功修炼者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藏人和基督徒组成的人体器官库，他们随时面临着可能被强摘器官继而被杀害的命运。

2019年6月17日，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Chinatribunal）在经过全球调查和听证后做出裁决：中共一直残害无辜，强制活摘器官，恶行至今依然猖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中（共）国有来往的国家应该承认，与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个“犯罪国家”⁵⁵⁹。

据2021年6月14日联合国网站报导，12位联合国人权专家报告在中国存在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其它信仰团体等在内的群体实施强制摘取器官的现象，他们感到极为震惊。⁵⁶⁰

联合国专家表示，“根据收到的指控，据说从囚犯身上取出的最常见器官是心脏、肾脏、肝脏、角膜，以及不太常见的部分肝脏。这种医疗性质的贩运形式据称涉及卫生部门的专业人员，包括外科医生、麻醉师和其他医学专家。”

2022年5月5日，欧洲议会通过了紧急决议，严重关切在中国发生的持续、系统和国家准许的活摘器官的行径，其中器官来源主要来自法轮功修炼者。⁵⁶¹

2020年6月，“追查国际”经过详细调查中国891家器官移植医院、9519名移植执业医生、几十万份公开媒体报导、论文、医院网站资料之后，总结发表了730个调查录音证据、2000余个资料证据。其中包括中共官员明确承认或者直接指证活摘器官的录音证据58个。⁵⁶²

来自不同调查机构的多方铁证表明，中共以活摘大量无辜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为资本，建立起器官移植产业，打造出一条巨大的血腥的产业链。之后，中共的魔爪又伸向了大学生、中学生这样的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中国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人体器官黑市”的现象，现在已成为公众最大的关注点之一。⁵⁶³

究竟是什么因素让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变成一把凶器？当然这与中共漠视生命、迫害信仰的极权命令直接相关，然而，在这个罪恶的事件发生的背后，让科学工作者不敬神、背离道德、把弱势人群当作动物任意宰杀，达尔文进化假说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理论上的帮凶之作用。

2.3 进化假说如何使科学忽视伦理道德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有做人的基本道德观念，可根据道德准则做出行为判断。尽管人性中也有丑陋的东西──魔性，可是只要人性中善的一面作主导，人就不容易被魔性控制，人的道德就能保持在一个基本底线之上。

然而，进化假说提出人是动物“进化”而来，使人承认并放纵了自身的魔性，贬低了人的善良。

同时，进化假说“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思想认为，不管采用何种手段，只要一个生命能在残酷的自然界中活下来，就是胜者。再善良的生命如果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就会被淘汰掉。为了胜利的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可以践踏、牺牲任何伦理道德原则。进化论思想的泛滥，就等于在冲垮人类几千年来赖以维系的道德护堤和根基。

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包括思想体系也是一种物质。好的思想体系会改变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比如人类文明中出现的传统正教，或教人向善，或引导人修真，为人类能维系正常的道德水平打下了基础，也使人类文明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得以延续。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教化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维系了整个民族的道德体系。

反之，一种坏的思想体系也会改变一个社会、一个群体。若无先贤圣者引灯导航，人类在动荡和为私中很容易陷于无德乱世，可能简单的天灾人祸就足以中断或摧毁整个人类文明进程。

披着科学外衣的进化假说思想对人类所起的负面作用是明确的。进化假说思想最直接冲击的对象就是人类的信仰和道德体系。

生命科学从1859年就开始受到达尔文进化假说的错误引导，影响了科学界尤其是生物医学界一百多年。长期被这种错误观念毒害的人，包括医生、科学家，不知不觉中吸纳了进化假说的毒素，败坏了正统的道德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