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目前正进入第四阶段，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石墨烯、基因工程、虚拟现实、量子信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突破口，体现了各种科技方法的融合，使物理、数学和生物等领域之间的界限更难分清⁵⁶⁴。

科技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东西，能让人类的生活更加方便，可是，科技的高速发展和过度的应用，已经带来越来越多的健康、环境和社会问题。科技在改变着人类的行为、思考问题的方式，甚至还改变着人体的结构和人类最本质的东西。

让我们先从一个18岁男孩的不幸去世说起。

3.1 杰西之死

一名叫杰西‧基辛格（Jesse Gelsinger）的美国男孩，在2岁时被诊断出患有一种叫做鸟氨酸转氨甲酰酶缺乏（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 deficiency, OTCD）综合症的罕见先天性疾病。他的肝脏缺失了一种氨基酸代谢酶──鸟氨酸转氨甲酰酶（OTC），这会导致血液中的氨浓度增加甚至达到致命水平，他需要长期依靠限制饮食和使用特殊药物来维持生存。⁵⁶⁵

1999年9月，心地善良的18岁的杰西想要帮助其他患有相同疾病的人战胜病魔，自愿参加了一个基因疗法的试验。美国费城宾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将携带正常的OTC基因的腺病毒载体注射到杰西的肝脏中，以试图让他的肝脏恢复代谢氨的能力。

然而，作为基因载体的腺病毒引起了他的免疫系统过激的反应，杰西在接受注射的当晚就陷入高烧和深度昏迷，并且在4天后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幸去世。

于是，杰西的家人对宾州大学提起了诉讼⁵⁶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叫停了宾州大学基因治疗的人体试验，并开始调查美国正在进行的其它69项基因治疗试验⁵⁶⁷。

这场悲剧立刻让当时科学家们对基因治疗的研究热潮冷却下来。投资者撤资，初创公司倒闭，基因治疗中心解散。之后的十八年中，基因治疗研究几乎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

2017年，一种用于治疗眼睛疾病的基因疗法Luxturna在基因疗法领域点燃了一点火花。由于这种疗法只需要局部注射，对全身的影响比较小，最终得以成功上市。⁵⁶⁸

2019年，来自诺华公司的另一种基因疗法Zolgensma也获得批准，用于治疗一种肌萎缩症的遗传病⁵⁶⁹。

可好景不长，之后不久，基因疗法又出现了接二连三的安全性事故。

2019年11月，在Solid Biosciences公司开发的一项针对治疗杜兴氏肌营养不良症（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DMD）的SGT-001基因疗法临床实验中，一名受试者出现严重的肾脏和血液相关损伤，临床实验马上被美国FDA叫停⁵⁷⁰。其实在之前的动物试验中，三只猴和三只猪都出现了严重毒性反应，最终死亡。

紧接着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安斯泰来公司在使用腺相关病毒基因疗法来治愈一种罕见肌肉病变的过程中，导致了至少4名男孩死亡。⁵⁷¹

杰西去世二十年来，私人和公共企业已投资数十亿美元，希望通过改变或替换我们的缺陷基因来治疗疾病。迄今为止，这些努力只研发出了寥寥可数的疗法。

接连出现的基因疗法死亡案例令人们反思：为什么基因疗法如此命途坎坷、总是伴随着死亡事件呢？

基因治疗的设计理念貌似吸引人：将目的基因导入到人体，纠正人体内不正确的基因，就可以治愈疾病。可是这种“治疗”就像射击：虽然瞄准了需要纠正的坏基因，可是如果没有打中，反而会损坏正常的基因──这被称作“脱靶事件”。⁵⁷²

这仿佛是在看不见目标的黑暗中开枪，具有未知、不可控的严重风险，所以这些无辜的孩子们也就不幸地成为了“基因疗法”的牺牲品。

基因疗法造成的致死案例，对当今的人类科技的发展是一个严重警告。

3.2 贺建奎编辑人胚胎事件

2012年，美国生物学家珍妮佛‧杜德娜⁵⁷³（Jennifer A. Doudna, 1964—）和法国生物学家艾曼纽‧查彭蒂埃⁵⁷⁴（Emmanuelle Charpentier, 1968—）共同发明了基因编辑方法CRISPR/Cas9。其中，CRISPR代表成簇规则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as9是指一种CRISPR 相关的核酸内切酶，类似“分子剪刀”，可引导RNA在指定的位置切割DNA。

虽然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这两位女科学家，但是这个技术的临床应用存在很大的风险⁵⁷⁵。

CRISPR/Cas9是一个微小而强大的工具，就像一把精密的剪刀，被人们形容为“上帝的剪刀”。它可以在DNA中精确地剪切和编辑遗传物质。尽管人体的DNA微小，但极其复杂，由32亿个遗传字母组成，而且它们之间可以互相交互作用。当人们使用CRISPR/Cas9进行基因编辑时，很难预测最终的结果。

然而，北京时间2018年11月26日，一个名为贺建奎的中国科学家却高兴地宣布，他创造了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两个在胚胎阶段就被进行基因编辑的女孩露露和娜娜诞生在中国。⁵⁷⁶

贺建奎以帮助艾滋病患者的后代为由，在没有经过严谨科学论证和伦理学审查的情况下，使用基因编辑技术，贸然编辑受精卵的CCR5基因。他的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立即让全世界科学界哗然，受到了道德伦理层面的严厉批评，他最终被送进了监狱。

即使纯粹从科学证据上来谈，贺建奎编辑的这个基因对艾滋病、其它病毒的感染风险的影响十分复杂，还可能对大脑有影响。贺建奎给这两个婴儿带来的很可能不是福祉，而是一生的健康风险。

中国科学家的联合声明中写道，“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来形容。”“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其它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了伦敦大学学院人类胚胎学教授乔伊斯‧哈珀（Joyce Harper）的话，认为贺建奎宣称的研究内容“过早、危险和不负责任”。

另外，基因编辑工具在人类中的应用可以十分广泛，例如改变智力和相貌特征、改变增加某些类型癌症风险的基因，而改变人精子的基因将使编辑后的基因能够遗传给后代。如果不能对基因编辑实施严加监管，可能会引起重大的伦理问题。

3.3 病毒“功能获得”研究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基因技术的危害还仅限于罹患某些特定疾病的人群，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话题涉及的范围就不只是少数人了。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时，仅中国大陆以外，就有近七百万人的生命被夺走。新冠病毒的来源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一直是科学界认为需要重点考虑的。

自2005年以来，科学家以为了让人类更健康为由，尝试用基因工程技术来制造重组病毒，做一些“功能获得”（gain-of-function）研究等等。

例如，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把人类原本不会感染的一个蝙蝠冠状病毒的一部分蛋白质基因插入SARS冠状病毒骨架中，培养出致病性更强、导致更严重肺部疾病、可以感染人类的病毒。这种本来对人类没有致病风险的病毒，被人为改造成能使人感染的病毒。科学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们还把这作为一种科学荣誉，该论文发表在2015年《自然医学》期刊（Nature Medicine）上⁵⁷⁷。

研究结果一公布，美国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防御专家理查‧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 1959—）立即对这种研究表示深切质疑，认为“这项工作的唯一影响是在实验室中创造了一种新的非自然风险”（The only impact of this work is the creation, in a lab, of a new, non-natural risk）。⁵⁷⁸

可是这样的事情屡禁不止。2022年波士顿大学的病毒研究人员对致病性很弱的omicron病毒进行基因改造，制造了一种新的病毒，也就是一种2020年新冠病毒原始毒株和Omicron刺突蛋白混合的新组合病毒。这种新病毒在动物实验中达到80%的致死率，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恐慌。⁵⁷⁹

2023年2月6日《科学》期刊报导，作为联合创办人之一的埃布赖特，和一群关注人类病原体研究潜在风险的科学家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名为“保护我们的未来”（Protect Our Future），希望防止“实验室产生的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流行病”，倡导更严格的生物安全规则。⁵⁸⁰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追逐技术进步。技术竞争成为主要目标甚至唯一的目标，这包括改变病毒基因，例如改造某些病毒的基因组，使其成为基因工程的载体。与此同时，预防传染病大流行和促进人体健康反而被逐渐淡化，甚至无人问津。

但是必须承认，人们对很多病毒的基因和功能特性的认识仍然非常有限。病毒在被人进行基因改造的过程中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可能连科学家自己也不曾料到。

那些以发展科学技术、研究疫苗为由的“功能获得”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玩火自焚的行为。

3.4 基因改造生物的危害

20世纪70年代诞生后不断演变的基因工程技术，是通过分子生物技术把某种需要的基因转入到目标生物的基因组，从而产生特定的基因被改变了的新品种。⁵⁸¹

这种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被改变遗传物质的生物，被称为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转基因”生物。实际上，它们不是通过自然交配等自然方式而产生的新的生物。⁵⁸²

人们将这项技术应用于农作物，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改善食品的营养价值、提高产量、减少农药的使用等。例如，将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抗虫基因导入玉米、水稻、马铃薯等作物，使它们能够产生一种毒蛋白来抵抗害虫。广泛种植的Bt玉米是一个例子。当害虫尝试吃Bt玉米时，这些毒蛋白会对它们的肠道造成伤害，最终导致害虫死亡。理论上可以减少对玉米作物的害虫危害，同时减少了对农药的需求。

还有，将抗除草剂的基因（Roundup Ready）引入大豆，使它们能够抵抗一种名为草甘膦（glyphosate） 的除草剂，以确保在使用除草剂除草时，大豆不会受到损害。

可是事与愿违。人们不断证实了这些转基因食物的不安全性。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转基因作物远没有当初想像的那么美妙，更没有转基因技术公司所承诺的那么神奇。

目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已经引起了多个国家科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至少有38个国家宣布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包括欧盟28国、亚洲4国、非洲4国和美洲2国。⁵⁸³

为什么呢？

首先，研究资料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多器官、多系统都可能产生危害，包括肝脏、胰、肾脏或生殖作用，并可能改变血液学、生化和免疫学。⁵⁸⁴

2009年5月，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报告指出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不育、免疫问题、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和主要脏腑及胃肠系统的改变，结论是：“转基因食品和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之间不是了无关系的，而是存在着因果关系。”

其次，转基因技术还能带来对环境的“基因污染”，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转基因作物与其近缘野生种间的基因交换，术语叫“基因流”（gene flow），又称基因逃逸，是目前生物学界最为关注的基因事件。基因流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大都发生在相同的种或同属的物种之间。而当转基因植物发生基因流时，会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如产生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及危害生物多样性、诱发新病毒、影响非靶标生物，而对环境造成更严重的“基因污染”。⁵⁸⁵

在基因流的作用下，农作物经过改造的基因可以转移到当地野生植物中，创造出一种抗除草剂的“超级杂草”。除草剂施加的巨大的选择压力可能导致当地野生植物的抗除草剂的特性迅速增长。具有抗除草剂能力的“超级杂草”的种子在发芽前可以在土壤中保留20至30年。因此，一旦基因改造植物产生种子，就几乎不可能被消除。加拿大和阿根廷种植经过基因改造的大豆的农民，已经面临抗除草剂杂草的严重问题。⁵⁸⁶

2013年美国《农药行动网络》报导，多种对所有农药都刀枪不入的“超级杂草”在美国6120万公顷农田中肆虐。这些农田都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并且使用了美国农业生化公司──孟山都（Monsanto）的除草剂。这种杂草非常粗壮结实，连收割机都经常被它们打坏。⁵⁸⁷

爱荷华州立大学《2012年除草剂指南》也指出：“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基于除草剂的杂草管理将不可避免地失败。”针对杂草的化学战争的升级可能只会导致更多产、更多的超级杂草，同时除草剂的使用急剧增加。

再以转基因水稻为例，科学家希望让水稻含有能抵抗害虫的基因，这样水稻合成的毒蛋白能杀死害虫。但殊不知，害虫本是生物链中的一环，它不吃水稻的叶子，就得吃别的庄稼或杂草。一旦杂草也通过基因逃逸带了抵抗害虫的基因，那么害虫只有加速变异以与人类抗衡。

其结果是，会出现“超级害虫”，人类需加大农药用量或研发新药对抗新虫，这样下去，虫害问题不但没解决，还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虫害，甚至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2006年5月2日《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报导了基因改造的棉花，这些棉花含有一种毒素，能杀死棉红铃虫等。研究显示，基因改造的棉花第一年确实可以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可是，到了第二年，该种棉花对这些特定杀虫剂的需求在增加，而且，如果用基因改造方法控制某一些害虫的话，其它的害虫则变得更让人头疼。⁵⁸⁸

转基因作物还会影响相关食物链的上下游的其它物种，比如青蛙也可以吃转基因超级害虫，牛羊也可以吃转基因超级杂草，这样下去，最终受害最多的还是处于生物链顶端的人。

所以，以超级杂草为例，传统的化学控制方法早已无效，物理除草方法成本过高，而生物控制方法如使用家畜或家禽也可能导致家畜或家禽生病或不能被食用。这样一来，由人类转基因技术引起的这场战争可能会扩散到何处？范围不堪设想。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超级害虫。局势一旦失控，就会相当令人担忧，可能会长期危害现代农业的基础、长期破坏食物链和生态环境。

基因工程技术造成的横跨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流，这种力量远超过自然的基因流。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可能快速改变物种基因，从而对自然生物和人的基因带来深远影响，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

人们本来是以好的初衷来开发转基因作物，结果却制造了新的难题，变异了环境、危害了人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这提醒我们人类，无论农药或养殖公司在研发上投入多少，他们都无法胜过大自然。如果要解决杂草、虫害等问题，不能简单地靠这种对抗性的“杀戮”理论来解决，还得要寻求其它的智慧。

3.5 进化假说是过度追逐科技的推手

是什么原因导致科学家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基因改造的理念来改变人的基因，导致接受基因治疗的孩子们死去、编辑人胚胎基因这样的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呢？甚至扩大到改造病毒、农作物等的基因，出现了危险也停不下来、不知反思呢？

当人们静下心来思考背后的深层原因，不难发现与进化假说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首先，进化假说灌输的否认神造人，与对人的基因随便进行无原则的任意改造关系密切。传统文化中提到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地球万物的精妙复杂，让人不得不惊叹这是造物主的杰作。

一辆宝马车，如果轮胎坏了，一般人还可能自己修补修补换个轮胎，螺丝掉了可以再安一个，但是如果车的核心控制系统出了问题，一般人是不能随便修理的，恐怕只能送回原厂维修。

人体这么精妙复杂，比宝马车的设计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如果人体真是造物主的作品，有些地方，比如胳膊、腿坏了，人自己来修理修理可能还行，但是，有的情况恐怕不是人力所能为的。

基因是作为造物主创造物种时被保留下来的最核心、最关键的东西。基因控制着生物个体的所有，生命的一切蛋白质合成、细胞分裂、繁衍等重要生理过程都与基因有关。基因能够精确、忠实地自我复制，确保物种的稳定。

基因就像是上天造物的分子密码。现代科技尽管发达，但至今对基因还有很多尚未了解的属性。

例如人DNA里面有98%的DNA不具备编码蛋白质的功能，这些非编码DNA具有很多重要功能，只是人们尚未熟知。

2009年俄罗斯科学家彼得‧加里耶夫教授 （Peter Gariaev）发表的论文中说，DNA可以吸收光子，具有能量场特性。他用一束激光照射放置于石英器皿里的DNA标本，结果发现，DNA就像一块吸收光线的海绵，把光吸收了。⁵⁸⁹

2009年《精神病学杂志》（Journal of Psychiatry）文章提到，DNA的主要功能除了蛋白质合成，还可以接收和传输电磁能，可在生物电（光）和生物声（声音）信号传导领域发挥作用。⁵⁹⁰

越是严谨的生物医学工作者、遗传专业者、基因工程技术研究者，越是知道现代科学对人体生命奥秘的整体所知很少，应当摆正自己的位置，心怀敬畏之心。

当生物科技突飞猛进的时候，人们更需要理性，不要盲目推进。生物技术越发达，风险性越大，人们越应该特别注意伦理道德原则。是不是“上帝的剪刀”，我们持保留态度。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剪刀”，肯定就不是能够让人随便使用的。

在各种基因改造生物的技术中，由于缺乏“上天造物”的敬畏之心，人们总想扮演“造物主”的角色，用“生物技术”代替上天的造物功能，打乱了自然的次序，用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基因片段重新组织成一个新的物种。人类以为通过生物技术就可以在不同物种、不同生物界（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进行基因交流，殊不知这是严重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人类不可能不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个世界是在造物主的安排下有序地存在着；当人类只是从眼前的利益出发时，把这些改造过的病毒、农作物引进到自然的环境中，给人类以及周遭的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将是人类始料不及的。

第二，进化假说强调，为了生存竞争必须让自己不断发展壮大。在它的这个“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生存逻辑的指引下，人们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只有越来越强大，才能在这个充满竞争压力的社会中生存下去。

因此，人人为了生存不断发展技术，不仅是科学研究，农产品、畜牧业、商业服务等等许多行业也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现代科技社会就在人们追求所谓的不断“发展”、不断的竞争攀比中，被越来越推向片面追求科技进步的漩涡。

而越是过分陷于技术之中，就越容易使人忽视科技所涵盖不了的、对人来说更重要的因素，比如人性、传统、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目的等。

现代技术缺乏伦理道德的支撑，发达到一定程度很容易失控。人的道德标准是数千年前祖先传给人的，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人的道德没有相应提升，甚至反而急剧下滑，偏离的差距最终会成为反噬人类的一把利刃。

当然这里只是列举了科学技术滥用的一些例子，其实类似的具有破坏性力量的科学技术还有很多。真正的问题是在生物技术、数字科技或监控技术等貌似“强大而进步”的背景下，我们如何保持人的道德准则？我们如何在维持基本伦理道德的情况下驾驭这些科学和医学技术的进步？

进化假说不但不能让我们在保持道德良知的清醒意识下理智地运用这些技术，反而摧毁人的天性、传统和伦理，让技术的发展更加失控，逐渐使其走入主宰以致毁灭人类的险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