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李司并不敢擅自顶风而上，挑一部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片子造次。如果《蜗居》 真有什么“不妥”之处，北京台播前早已将其剔除干净，原35集版本已删减成33集。 按中共惯例，大概是《蜗居》整体“房价高涨、官场贪腐”的真实写照刺痛了中共高层。暗喻剧中人与现实的关系，这本是《蜗居》的噱头和卖点，也是创作的生活基础。 但中共心中有鬼，任何观众嗅出的政治味道都令其心惊肉跳、尴尬不堪。

《蜗居》 被认为是对上海高房价的隐喻，而剧中贪官宋思明先是被指前上海一秘秦裕。宋思明的车牌“江A00029”据说与秦裕当时的车牌暗合。剧中女主角妹妹海藻沦为宋思明的二奶，其原型据说是上海电视台某一知名主持。秦裕在被“双规”前的最后一个电话正是将这位知名主持人托付给他的一位朋友，而这与剧节一脉相合。剧中与宋思明私交甚密的地产商陈寺福则被认为是前“上海首富”周正毅的化身。宋思明与陈寺福官商勾结，陈寺福因强行拆迁而东窗事发，其轨迹与周正毅全部吻合。后来又发现宋思明很像涉嫌受贿被查处的原上海市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宋思明“有地位，不失幽默，做事谨慎、低调不张扬”的表面作派，甚至外貌，都与蔡志强吻合。蔡志强在担任区长期间还担任普陀区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领导小组组长，有买房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这点与宋思明很相似。

《蜗居》越“禁”越热的另一大原因在于它非常贴近社会现实，呼出了老百姓对房价疯涨的愤怒，替民众倾吐了买不起房或者艰辛供房的心声。中国目前有85%的人买不起房，一套房子往往透支着几代人的积蓄，成为民众难以承受之重。新浪网一项1万2千人参与的调查显示，63.2％的人认为《蜗居》反映了房奴的心态。《蜗居》热播后，“蜗居”、“蚁族”、“高房价制造剩男剩女”等迅速成为流行语。对高房价的怨恨在人们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积聚已久。

正当民怨犹如浇了汽油的干柴一点即燃之际，偏偏房价仍在节节攀高。进入1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7%，环比上涨1.2%，房价同比和环比涨幅均创年内新高达08年7月以来最大张幅。不仅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中等收入群体也叫苦不迭。1991年，全国商品房平均每平方米售价仅756元，到今年上半年已超过了4500元，也就是说在18年里房价上涨了5倍，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房价涨幅更是惊人，涨幅超GDP5倍。按国际标准，房价与居民平均家庭收入的合理比值在3至6倍，目前上海工人家庭的平均工资不吃不喝买一个90平方米的住房需要55年，比值超过55倍。也就是说，穷尽一个家庭大半生的财富，甚至几代人的积蓄，也望房兴叹。而偏偏“有房才有家”、“有房才幸福”是中国人的固有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说《蜗居》激起了观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不如说《蜗居》表达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情绪。

是什么造成了狂涨的房价？答案非常简单：主要由于中共政府的劫夺。多项研究显示，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总成本构成中，流向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占30%，向政府交的各种税收占20%，建筑成本占20%，开发商的行贿费用占30%。在开发商行贿费用中，又有一半流向政府部门和人员。也就是说，在高不可攀的房价中，至少有65%是中共掠夺后加码的，中共才是最大受益者。从分配看，这部份高房价掠夺来的财富通过地方财政各种渠道进了中共官员腰包。同时，高房价推高了GDP(保8)，成为中共官员升官和中共粉饰政权非法性的必要手段。

显然，当土地成本，即土地出让金，不断升高时，房价就不断飙升。这也就是开发商无法降价的主要原因。当然，房产成本中还有一项重大支出是开发商缴纳的各项规费与税金，包括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契税、房产税及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缴纳的各种费用包括腐败费用流向包括建委、规划局、民防办、气象局、环保局、绿化署等多个政府部门。开发商还需向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通信等市政工程企业支付配套工程费用，其中包括向这些政府“垄断企业”缴纳的灰色费用。而这些高昂的土地成本和税费全部要转嫁给购房者。在政府劫夺基础上，开发商自买自卖、互相购买以及国企投机和囤积性购买等进一步哄抬了房价。在中共政府“看不见”贪婪之手下，难怪《蜗居》中的海萍和苏淳要么望房兴叹，要么只能借高利贷；也难怪海藻为帮姐姐被迫沦为二奶。

有人提出，解决高价房的办法在于把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全归中央财政；又有人认为，应该规定地方政府拿出土地出让金大部份建造廉价民用住房， 等等。但中共绝不会这么做，因为中共地方和中央的GDP要靠高价房拉动，中共官员的腰包要靠高价房填满，怎样把土地卖得更贵才是中共在盘算的。

任何分配问题都是所有权的结果。解决高价房和强力土地征收及拆迁的真正途径在土地民有或私有化。但这与共产党的利益和贪腐根本冲突。因此，对中国而言，解决蜗居的根本之道在解体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