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讯时报》报导，2010年11月将在广州举行第十六届亚运会，为了做好亚运会安保工作，广州市公安局组织了反恐演习，但他们假设的情况，大都是“工人为了讨回欠薪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广州公安的假想敌对像被曝光后，国内的媒体纷纷谴责广州当局把讨薪民工想像成恐怖份子。《齐鲁晚报》发表文章说：“工人讨薪”行为与“恐怖行为”，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工人讨薪是正当的诉求。当企业恶意拖欠、赖账时，工人有权讨要自己的“血汗钱”。从现实诸多案例看，因为工人讨薪而出现“极端的破坏和杀戮”行为的事件还没见过。

舆论几乎全部认为，讨薪的民工是弱势群体，他们只是为了讨回自己应得的工钱，目标不是破坏社会秩序，更没有政治倾向。相反，工人在讨薪的过程中，常常被“黑心”老板纠结不法之徒施暴。比如，2008年2月湖北数十农民工在山西讨薪遭到暴打，导致6人重伤、多人轻伤；今年11月，杭州风格服饰有限公司的老板粟某叫嚣：“老子有钱，花10万块钱买你一只手。”讨薪女工王鸿丽遭暴打刀刺，还被威胁要强奸她。

更有媒体认为，工人讨薪恰恰是政府服务不到位的结果。本来政府应该保护这些弱势群体，可却把他们当作潜在的恐怖份子，显然是本末倒置，黑白颠倒。

为什么弱势群体变成了被打压的对像呢？

武汉晚报许朝军评论认为：“工人讨薪”既然算不上恐怖事件，反恐演习也就不该把他作为假想敌。如此只会导致工人的维权行为产生质变。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指出：“以往民工讨薪维权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今却变成了敌我矛盾，这种转变的背后，折射出当局执政基础已出现重大变化。”

新唐人特约评论员横河也认为：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共这个统治集团，它把民众，包括农民或者被欠薪的工人，整个把他们作为敌人来对待，这才是它根本的思路。

“神州观察”还指出：这几年中共政法机关的力量空前强大，武警的人数与装备不断提升，公安局的权力与职能急剧扩张，而各地制订的所谓反恐方案，更多的是像镇压方案，怎么样对付民众聚集，怎么样对付媒体，怎么样打击领头者等等。这种着眼 “堵与防”的执政思路，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从中国历史上看，没有一个政权靠暴力能维持长治久安。政府对民众的压力有多大，民众的反弹力就有多大，民怨长期积压而得不到疏导，当局只能是愈反愈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