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一出，大概可以用举国哗然来形容。《中国经济时报》的首席记者王克勤先生，历时半年有余，在一篇长达数千字的调查报导中，揭露了山西卫生厅把疾控中心的疫苗专营权承包给某据说是“卫生部大企业”的无资质公司，并且在之后几次三番动用行政权力下文强调这种垄断式的经营为唯一合法的形式。为了达成此目的，该公司与卫生厅联手实行所谓“标签制度”，并且为了在国家相关规定明确要求低温储运的疫苗上贴标签，竟然于盛夏之时用临时人员在闷热的楼道里贴这个垄断的标签。
　　
报导并未明确指出，这些本来应该存储在低温环境之下的问题疫苗到底是不是山西多达数十名儿童致残致死的原因，但在揭示此事件的同时，指出所有的患儿都曾经接种过这种问题疫苗。并且把权钱勾结、从而形成这种垄断的过程公之于天下。
　　
到底是否是问题疫苗导致了数十名儿童的致残致死，这恐怕非我等百姓能够进行判断。一旦此事为真，则应该说山西问题疫苗算是再创新高的权力夺命行动，比之三聚氰胺的毒奶粉至少强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权力肆无忌惮的垄断，超越了毒奶粉只有官方事后的掩饰与卸责，这算是利用权力公然、主动的出手之一例；二是虽然事情只在山西被爆出，但适龄阶段的儿童大概是无一幸免，只要在那个时间段当中，就会被注射过问题疫苗。这让我们想到，到底还有多少垄断背后的权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成为了小白鼠？
　　
而此事的发生发展极具中国特色。山西卫生厅在调查见报后的第一时间就发布声明回击，指称报导“基本不实”，并且“对有关报导中提到的15名致伤致残儿童，山西省卫生厅已根据线索，紧急安排人员赴基层逐一作调查核实”，这个核实的结果是只有1名儿童存在对于疫苗的不良反应。
　　
此阶段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反射”，就是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用狗做试验时，一打铃就流口水的那种现象。王克勤先生随后发布的回应说明，他的文章中因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关系，并未使用真实姓名，而山西省卫生厅怎么在没有与记者本人联系之下，就能在短短的一天之内找到这15个儿童呢？更可怪的是，在某些门户网站上，这个说法已经从原始的稿件中消失了。
　　
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那是一篇仓促出炉的“声明”，是手足无措之下的官话与套话的结合，展现了一下虚拟雷厉风行的决心而已。只是说谎成了习惯，而谎言最重要的是提供细节，深谙此道的官方人士这次按以往的顺序出手，没有仔细揣摩其中的漏洞。而知道此事漏洞太大，这句话就被消失了。
　　
接着，山西省卫生厅厅长高国顺以及部分官员等，接受了新华网山西频道的在线访谈，访谈实录被标以《还原真相——新华社记者关于“山西疫苗事件”的访谈》，“真相”并未说明多少，倒是在群众“雪亮的眼睛”当中再次失分——关键问题什么都没说，包括是否有权钱的交易等。
　　
与此同时，得到曝光的患儿家长企图通过两种途径解决问题。一种是寻求当地官员的解释与回应，这点当然是得到了闭门羹的待遇，一名家长被推倒在地。而另一种方式自然是到法院提起诉讼，可想而之，这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不立案。
　　
这就进入了中国特色的第二个阶段：紧缩式反应。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对于这件事关很多人前程、面子的大事，在没有统一好口径、或者得到事情应该如何的走的指示之前，所有政府机关、司法机构在某一事件上的全部社会功能失灵，进入一种假死的状态。哪怕是患儿家长跪在法院门前，也是丝毫没有用的——顺便说一句，这种行为确实不好，正是因为这样的一跪，很多人就名正言顺的骑到了本来应该是主人的公民头上。
　　
事情到了这一步，更见的中国百姓的不易。如果只是一个政府部门假公济私、伤天害理，在其它政府部门不假死的状态下，怎么也能有一点盼头儿，甚至可以说，这种事根本就很难发生。但也就是这种整整一个省的跨部门假死、主动说谎的状态，湮灭了老百姓最后一丝希望。他们跪求空降一个青天大老爷，谁知道大老爷都是在等通知。
　　
往下的故事让人不忍言。此事只能有三种结果，一种是找到合适的替罪羊，杀之以谢天下，世事不会有更多的改变。另外一种可参照三鹿事件最后的结局，事情戛然而止，患儿得不到任何赔偿与救治，因为三鹿倒闭了。两者相似的地方只是都有替罪羊。最后一种的希望最为渺茫，是此事被一查到底、最终水落石出。但列位看官请看，当地前两步走得是这个路数么？那个“卫生部的大公司”在2007年就被《中国青年报》曝光，可有任何处罚、追究？这水深到什么地步、背景黑到什么程度？
　　
作为一个写社会评论的人本来不该过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就事论事即可。但这里我实在想说一句：没有一个国家、民族的崛起，是以伤害自己后代的手段来求发展的，这种所谓的发展是断子绝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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