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官员贪污救灾款的事，我是相信的。早在1991年，安徽水灾时，我曾和一位安徽的灾民谈过这个问题。迫于生计他从家乡来到山东青岛，以修理雨伞为生。我问他：你们不是收到全国各地送去的很多捐款和物资吗？他回说：都让当官的拿去了，到不了百姓手里。我说：我把我最喜欢的棒针毛衣都捐出去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衣物，都是洗干净后捐出去的。他再回说：他自己是一个布丝都没有见过。

第二次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给希望工程捐款，那是二十世纪末的事。当时全国号召给希望工程捐款，海报是一个小女孩的大特写，她用幽怨、凄楚的眼神看着过往的每一个人。广告词大概是每400元人民币就可以改善一个孩子的处境，于是我捐出大约1万4千8百元（时间长了，有些记不清了，应该是一笔8千、一笔6千8，合计1万4千8百元），希望能够更多地帮到孩子们。

后来证实，大家捐给希望工程的款项并没有全部送达孩子们的手中，有超过1亿元被挪用，涉及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

姜维平先生在一篇题为《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的孩子？》的文章中写到：“为孩子们讲话的谭作人还在狱中服刑，我痛心疾首；当艾未未还在艰难地追寻真相，如履薄冰，我由衷敬佩。”姜先生提到的谭作人和艾未未，以及致力调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黄琦，都是因为要给大众一个真相、一个说法而获罪的人。他们所经历的艰难，超出了正常人思维的想像。

张开敏揭发的事情，我深信是存在的。同时佩服他的勇气。在中国，贪污救灾款实在是见怪不怪。如果大陆党官不贪了，那才叫怪。就像狗咬人不怪，看到人咬狗才叫怪一样。

张开敏死后，他的父亲对海外媒体说：“他身上有多处外伤。头上有很大一块地方没有头发。脸上全是血淋淋的；一只眼凸出很高，另一只眼就没有了；下身也肿得非常庞大，是针逢着的。当时尸检剖腹时，肚子里面都是气，一点水都没有。有句俗话说，活人下水是一肚子水，死人下水是一肚子气。他是被人打死后扔到水里的。”

至于张开敏的死，广元市公安局已经出具验尸报告，报告上写的和张开敏父亲所述完全向左。对于刑事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推断，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

从2008年5月12日到现在7百多天过去了，应该是翻开新一页的时候，但是狱中服刑的谭作人和黄琦，以及刚刚死去的张开敏，似乎又在告诉人们“四川地震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