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驳斥精神病威胁论

现有的精神疾病收治有三大体系，包括卫生系统所属的精神卫生中心（安定医院）、民政部所属的安宁医院、及公安部门所属的安康医院。南都社论认为国家对精神疾病的解决方案本就缺乏，分而治之的管理格局更令乱象丛生。从众多悲剧色彩浓厚的实例中，社论认为可以归纳出一个事实：无论是出于商业考虑，还是源于治安管理，“制造”精神病人的动力一直强劲。

社论认为安康医院在运作中沦为治安管控手段， 利用精神病鉴定权，随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其他人权。诸多事例证明，在一种扭曲的精神病治疗和管理环境下，正常人面临“被精神病”的危险。夸大渲染精神病人的数量和威胁，渲染精神病人威胁论，得利的不是别人，只能是那些希望巩固病态收治环境的人。

现有的精神病人管理体系在中国已经实施了20多年，南都社论认为由于在如何正确辨别精神病人的根本问题上产生了混乱导致一个恶果：“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精神病人数的增长，而是找不到一个稳定可靠的机制去区分病人或是正常人。因此，并不像那些耸人听闻的数据所暗示的那样，疯子并不可怕；一个健康的公民很可能无端地被诬为病人，而且无力反驳与反抗，无法洗清强加的冤屈，这才是最可怕的。”

西山将军：精神病超一亿背后的阴谋

被称为八桂思想文学家的西山将军撰文表示，有新闻媒体大肆宣扬“中国精神病患者超一亿”令人危言耸听，据此按人口推算出，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是精神病，如果在学校，一千名教师学生当中就有一百个精神病，这足以让全中国都疯狂起来！

他对此提出责疑并表示愤怒，为何在“‧童事件”和“‧楼事件”发生后，才大肆宣扬，这么庞大的数据本该早就引起轰动了。他嘲讽这种论调是不是在不久的将来还要恶性蔓延到“中国人全部是精神病人”！

他怒斥 “中国精神病人超一亿”事件的泡制者，不过是丧失良知的政府或当地政府推向前台的跳梁小丑。最终的目的也就是推动“精神病治安管理条例”的“合法”出台，而政府可以根据合法的条例将将一些躁动不安、和政府“唱反调”的 “极端分子”给“河蟹”了。正如“上访条例”一样，那些“正义凛然”的法律“捍卫者”，可以明目张胆地、堂而皇之地将那些“闹访缠访”者“就地正法” 了。

彭定鼎：社会不公 这个系统制造精神病人

北京学者、经济学家彭定鼎接受本报采访认为，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有上亿人有违常识，但如果说按照极其严格的精神健康标准，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如果是按照焦虑来算的话，可能一亿都不止，那我也是精神病患者了。如果按这种说法中国有1千6百万是重型精神病患者，那我这小区住着一千口人，那该有10个精神病了，但我没有看到。

他认为一些被认为有“精神病”的，不是精神病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他说：“当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当他去投诉、上访、区法院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大部份人士选择的忍受、忍耐，有一小部份人就报复社会，当这样的人觉得全社会对他不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说他是一种精神疾病，这种精神疾病是社会引起的，这与精神病本身状况是无关的、这与社会是否重视精神健康是无关的。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公，它这个系统制造精神病人，它把人逼向绝望。”

他进一步分析说：“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框架，人的正当权利太容易被侵犯了，根本没有正义和公正的机制。这个问题实在跟精神病扯不上关系。公安系统的安康医院把一些它认为有害的人当精神病送进去，但多少不清楚，这是公安系统滥用精神病，跟精神病本身没有关系。一党专制下没有公正和正义的保障机制，这是社会问题，不是精神病的问题。”

胡平：扣上精神病的帽子掩盖对人权的侵犯和压制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接受本报采访认为当局抛出1亿精神病，是对自己违反人权作铺垫，他说：“当局要给所有不喜欢的事情扣上政治帽子是不太容易做的到的，这毕竟不是毛泽东时代。它像当年苏共曾经做过的一样，对你扣上精神病的帽子，来掩盖他对人权的侵犯和压制。它说的精神病数目是如此庞大，而且前不久还说在确定一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并不是经过独立医生的判断，而是首先经过官方公安局的判断，这本身就显示其荒唐。”

清哲木：警惕落入“莫须有”的精神病

清哲木撰文表示，“被精神病” 目前行为能力清楚的精神病人是别有用心之人或者部门对待人民的一种非法的打压手段，是非法敛取人民钱财的有效途径种种的迹象表明，“被精神病”就是当代的“莫须有”!而那些邪恶之人就是用这种荒唐的藉口频频掩盖着更多的罪恶!钻假们的这一招太阴险毒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