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陈玉莲的妹妹向媒体披露了打人的细节并要求公布录像、严惩凶手。警方则辩称是“打错了人”，并将打人者“轻飘飘”地做了处分。令人奇怪的是，身为丈夫的黄仕明却在妻子遭遇如此横祸之际，迄今也未见出来表态，更别说“谴责”了。据陈玉莲讲，黄仕明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巨大压力，“他都快疯了”。

毫无疑问，所有的人都可以想像黄仕明此时的处境，可以了解他所承受的压力。一方面，妻子无辜被打，作为丈夫，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人，他理应站出来，公开谴责打人凶手，并要求彻查事情真相。另一方面，身为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的他，主要职责就是负责信访和维稳，其一举一动都会关乎党国的形象，他的“血性行为”不仅会毁了自己的仕途，也很可能影响一大批人，甚至影响业已危机四伏的政权。所以在上级领导“语重心长”的分析下，黄仕明只好“被沉默”，只好选择让自己的内心承受煎熬，选择愧对自己的妻子。

此刻，黄仕明的政治属性（党性）和家庭属性（人性）发生了冲突，在这两者的冲突中，他最终选择了依照前者的身份行事，而这让他的妻子怎样寒心啊！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难道这只是个个案？当我们探寻中共自1949年统治的历史后，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共治下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

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红色恐怖时期。在此期间，政治属性和家庭属性发生冲突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很多人选择了前者。于是我们看到，儿子会向父亲抡起铜头皮带，丈夫可能是出卖妻子的“犹大”，丈夫或妻子被迫与亲人划清界限，“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

年逾四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知道张志新吧。她以坚持真理、反对文革、批评毛而为后人所敬仰。1969年8月张志新被捕，其后被判无期徒刑，在辽宁省委机关工作的丈夫曾真也被遣送到农村。1971年，曾真被迫提出离婚。没有人知道曾真的内心有多痛，他的痛当不仅仅在于自己无力保护心爱的妻子吧。从张志新被关直到 1975年4月被枪杀，曾真和两个孩子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历经磨难的曾真终于将两个孩子拉扯成人，总算是可以告慰妻子的在天之灵了。张志新的冤案被昭雪后，他没有再婚，如今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北京。对他而言，“彻底忘却过去，实在是难以办到的事情。”这个悲剧又是谁造成的呢？

1999 年7月，家住广州的服装设计师艾米‧李因信仰法轮功，被警察毒打至昏迷，并被强迫送至精神病院，被强迫灌食。其在政府工作的丈夫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与之离婚。据悉，中共政府在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采用各种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在信仰和家庭（工作或其他社会关系）之间做出选择。许多法轮功学员的配偶因无法承受国家恐怖主义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被迫与妻子（或丈夫）离婚，他们的子女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十一年间“无数法轮功修炼者的家庭被拆散”。而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

毫无疑问，自私自利的中共正是造成悲剧的罪魁祸首。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中共将无数中国人变成了只有党性而没有人性的人；而对于那些不愿失去人性之人，政府则严惩不怠。显然，曾真、艾米‧李的丈夫、黄仕明都是中共的牺牲品，他们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了选择，内心的苦痛又怎可言表？

也许，有的人会说，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同曾真、艾米‧李的丈夫相比，身为副厅级官员的黄仕明似乎更有理由站出来为妻子鸣冤，毕竟他还是个“大领导”么。然而，在一个权力不受节制的社会里，任何一个“大领导”如果得罪了“更大的领导”，那么就立马有飞来横祸，即便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亦是如此。因为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比的是权力的大小，法治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大概浸淫官场数十年的黄仕明早已明了这些，因此即便痛苦得要“发疯”也不敢造次。

由此更加可见，中共对于人性的摧残是如何的厉害。而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很难想像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西方官员虽然在政治理念上追随某个政党，但是任何一个政党绝不会强调什么党性，更遑论要摒弃人性了。相反，一个爱妻子、爱家人、有担当的官员更会受到民众的欢迎。这绝非是什么人种上的区别，而是源于体制上的不同。

德国哲学家阿伦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一个丧失了人性的社会究竟对谁更有利呢？自然是统治者。而中共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摧残人性，不正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吗？可是，在它的统治下，多少人的痛无可言表？多少人的泪在长流？对于这样的政权，我们还有什么留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