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是1月9日《亚洲周刊》报道：中宣部已直接派员进驻中央大报，一些有影响力的地方媒体如南方系列等，也将从各媒体内部发展两名阅评员，直接参与稿件终审。这种变事后纠察为事前审查的新闻阅评制度犹如“勒住中国媒体咽喉的钢丝”，让媒体不能越雷池一步。禁令还要求在十八大召开以前严格限制时政民生报道版面，各大网站也一律不许上敏感社会新闻，一旦违规将严肃查处。

另一条是自由亚洲电台1月12日报道的“中宣部2011年新闻禁令舆论空前收紧”，从内容上来看，其中有禁载的较详细内容。

但在我看来，上述两条消息的目的还主要在于强化新闻管制。1月12日一条来自twitter的信息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号却相当强烈。该条推文的内容为：

“一位记者朋友刚开完会告诉我一个崩溃的消息：会议传达了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不能异地监督报道，不能受西方自由新闻主义侵蚀，中央级媒体采访也要接受地方宣传部领导，突发事件死亡超过10人不准报道，这日子没法过了。（@tienan89:）”
这条消息虽然无法通过官方文件证实（因为惯例是这类传达不准录音、不准记录），但可以相信它的真实性。它释放出来的政治意涵至少有如下三方面：

第一，对于媒体行业而言，这条规定将堵死“异地监督反腐败”这条打插边球的路径。这条路径是90年代中期以来媒体人士反复摸索出来且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这种打插边球的方式得益于中国媒体那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即媒体的行政级别。中国的媒体行业内地位不全靠公信力，很大程度上依靠行政级别，人民日报属部级，依次类推有厅局级、处级、科级。这种行政级别的高低使各级媒体的记者享有采访权限大小不等。中央级媒体由于行政级别的优势，在报道地方的腐败案件时，地方政府只能软语央求（或者通过关系疏通）其不报，而不能象对待自己辖区内的媒体那样直接下令禁止报道。于是，一些媒体从业者就将本地的腐败案件线索提供给外地同行，让他们采访报道。比如最近的乐清钱云会案件，浙江省当地媒体在省市两级宣传部门的强管制之下不敢有任何动作，只能配合官方需要做些报道，但其它地区的媒体可没这么听话，奔赴乐清之后各自采写报道，尽管各媒体有自己的自律家法，但毕竟与浙江官方定的章程不同。

现在中宣部对症下药地定下管制新章程，“中央级媒体到地方采访也要接受地方宣传部门的领导”，以后媒体异地监督反腐败的管道将严重堵塞。

第二，中央政府有意堵塞舆论监督管道，目的是放手让地方政府维稳。只要地方政府能够维护住一省一市的政治稳定，北京高层就不再过问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以往地方政府的恶行通过网络或者异地媒体曝光，尤其是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丑闻之后，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护“形象”实在不便装聋作哑。现在既然赐给各级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管辖”中央媒体或上级媒体的“尚方宝剑”，媒体依仗行政级别实施异地监督的方式就泡了汤，哪怕地方政府恶行滔天，中央政府也可假作不知，继续在百姓中维持“中央政府清明”的虚假幻象。这次浙江钱云会案件便是明证，虽然乐清政府及警方有涉案嫌疑，但公安部及高检却按兵不动，坚决不“干扰”地方政府“维稳”大计。

第三、使中央媒体也堕落成供地方政府役使的喉舌工具，意味着媒体政策的重大改变。从中共建政以来，人民日报与新华社派驻地方的记者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即监督地方政府。发现地方政府有何违法违纪行为，可以采用写内参的方式上达“天听”――虽然这些记者们为了维系与地方的良好关系很少做让地方政府不高兴的事，但这一职能却从未剥夺。中宣部上述新规定，虽然未清楚是否将新华社与人民日报排除在外，但即使是对央视及其它中央级媒体加以限制，也等于抛弃了以往利用中央级媒体作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纠偏手段。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政府对“稳定”的担忧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殊不知这种“用钢丝勒住媒体咽喉”的方式，正好是为地方政府任意欺凌民众大开方便之门，落入了“乱自上纵”的深坑，其后果是进一步摧毁已经千疮百孔、脆弱之极的统治基础。

（大纪元记者李净采访报导）近日，中共宣传部关于2011年新闻管制禁令，最近被曝光在互联网上，更有媒体报导中宣部将直接派员进驻中央大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地方报纸，并将阅评制度下放进入各个媒体。有分析认为，近期内地记者将处境艰难。也有评论认为，从这些形势看我们会发现中共已处于惊弓之鸟、四面楚歌的境地了。
有资深媒体人11号在网上公布中宣部今年度的新闻管制禁令，罗列了九大禁令原则。另据《法广》报导，2011年1月4日，主管宣传的中共常委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要求：“为两节、两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做好热点问题的引导”，并要求对暴力拆迁及拆迁中发生的“自杀、自残、群体性”事件不报导，对一般群体性事件报导，中央和事发地以外媒体不报导，要加强对都市类媒体“管理”，在群体性事件报导中防止把矛头和焦点引向党委和政府。

官方舆论失控 “缺失公信力”

对此，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许正清对大纪元表示：“中宣部在舆论导向中一直是报喜不报忧，宣传中一片歌舞升平、和谐社会，尤其全国各地的访民问题都被河蟹掉了，我接触过一些编辑、记者，他们说很多敏感问题上面是禁止的，如果他们报导了那他们的饭碗就要丢掉了。”

近日，被中共媒体称为车祸致死的钱运会事件又有新爆料，《经济时报》记者刘建峰所写的“钱云会案证人调查记录”在网络上公布，披露了新证人和证据，其中包括目击证人表示自己亲眼看到钱云会死于谋杀，并希望在得到人身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公开作证，目前该内容在网络上很多都遭删除、封杀。

许正清认为，最初，网民把钱运会事件刚刚捅出来不久，政府立即就拿出来一个交通事故的结果，这种全方位应变在以前是很少有的。从事件的背后我们看出当局在全国范围内防治突发事件的应对上已经有了一整套防突应急策略，先在第一时间混淆视听的制造舆论，这样给人以先入为主的信息。但是公信力的缺失，老百姓已经很难再相信它了。

内地记者将处境艰难

多次在国际上获奖、曾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高瑜表示，中共当局不可能不控制媒体，因为那是抓住权利的重要手段。高瑜指出，维持现状现在就是除了我用枪杆子镇压，就剩了控制舆论，就是这么两个办法。就是不愿意让自己的事情曝光。

最新一期的香港《亚洲周刊》在报导中称,中宣部已直接派员进驻中央大报，而一些有影响力的地方报纸，如《南方都市报》等，也将从各个媒体内部发展两名“阅评员”，直接参与稿件终审，将中宣部的阅评制度下放进入各个媒体。有分析认为，近期内地记者将处境艰难。

对此大纪元记者联系了一些国内官方媒体，都表示无可奉告或不清楚。

报导还透露,知名博客作者韩寒主编的《独唱团》被叫停与中宣部的这些措施有关。该刊引用韩寒在给《华尔街日报》记者的一条短信中说:“不知道哪里的压力导致几乎所有出版社和杂志社都突然表示不能合作,只能暂停。”

许正清表示，最近，网民借《让子弹飞》这部影片暗讽了当局的黑恶势力，这种调侃暗讽方式也反映了一个民心问题，中共压制舆论，百姓无处倾诉，在这种专制下，民众的智慧充分发挥出来了。当然，中共看到直指当局的火越烧越旺，于是赶快让中宣部灭火。其实我们从这些形势看会发现中共处于惊弓之鸟、四面楚歌的境地了。我们看到这把火已经烧起来了，它灭了这边，那边又烧了，应该说火只有越烧越旺，最终会把它整个黑恶势力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