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的经济改革，邓小平早有定义：“摸着石头过河。”换言之，改革之初，连邓本人，都没有明确思路，也并不知道，在这条路上，水有多深，石头有多少，结果将如何。从邓小平到当今中共领导人，都是东张西望，走走听听，见招拆招。

所谓“成功”，纯属偶然。有产业转移的国际机遇，有巨额国际资本的扶持，有巨大中国人口－廉价劳动力的支撑，有巨大美国和世界市场对中国低廉产品的消费，有香港、台湾两小龙的有力牵引……

“瞎猫撞到了死耗子”，不是偶然？胜似偶然。胡鞍钢等人，把迄今的“经济成就”，归结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不过是牵强附会，充当“事后诸葛亮”。

须知，中共这套政治制度，始自1949年，而非1978年。如果把时间坐标放到1976年，毛泽东死亡前后，中国经济崩溃，民众饥寒交迫，胡鞍钢们可曾写出一篇文章，题为“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失败”？

同期，美国成功，欧洲国家成功，日本成功，亚洲“四小龙”成功，胡鞍钢们可曾写出“从政治制度看美国为什么总会成功”等宏文？可见，胡鞍钢们并不客观，所有言论，皆出自立场设限。

且不说“由美国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沉重的创伤”这类结论的想当然，在胡文中比比皆是，单说文章标题，本身就有问题。

这篇全称“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的文章，通篇却只谈经济，避谈政治，唯经济论；即便谈经济，也只谈宏观经济，避谈微观经济；只谈国民生产总值（GDP），避谈人均国民产值，更避谈人均国民收入；只谈富起来，避谈贫富分化；只谈增长，避谈消耗，更避谈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唯GDP论。

论GDP，维基解密揭露，中共副总理李克强曾亲口对美国大使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是人造的，不可靠。对此，不知胡鞍钢们作何感想？

胡文辩称，世界上，“政治体制具有多样化的类型”；但在中国国内，中共何不容忍“多样化”的存在？比如，何不允许西藏的真正自治？胡文提到：“战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国家数增加；平均每个国家的人口数由5300万人下降至3500万人，相对而言国家治理难度减小，经济更加活跃。”可见，中共明知，国家太大，宜各地分治或自治，却偏要坚持“大一统”，一党专制，包揽一切，包揽到底。

胡鞍钢套用一个美国人的话：“中国人有五年计划，他们时刻牢记这些目标，”值得美国学习。以此夸耀中国“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然而，谁不知道，中共的“五年计划”，源自苏共的“五年计划”，如何解释苏联的经济失败？又如何解释中共当政前30年的经济失败（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无法解释，胡文只好聚焦于“过去30年”，甚至“过去3年”。毕竟，30年的增长，不足以抵消30年的破坏。

中共御用文人的诡辩术之一，就是，不断套用洋人金口，为自己的立论辩护；而援引的洋人洋言，往往不是西方社会的主流见解，而仅仅是个别洋人的个别说法；最要紧的是，引用关乎中共的洋人洋言，只引用正面评价，绝不引用负面评价。如遭遇负面评价、一时又绕不过去，中共就一律以“别有用心”或“幸灾乐祸”等词塘塞之。

由此，解读中共官员及其御用学者的言论，不要看他们说明了什么，而要看他们隐瞒了什么；不要看他们触及了什么，而要看他们回避了什么；不要看他们表达的是什么，而要看他们表达的目的是什么。

胡鞍钢们，借为中国经济唱赞歌，实为中共当权者唱赞歌。企图用经济来遮掩政治、遮掩一切，反而凸显中共意识形态的贫乏与穷困，当真是，“穷得只剩下钱”！

论经济，说增长，突尼斯和埃及，都属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但，不论经济增长，抑或保守的宗教、独特的文化、特殊的国情，都未能阻挡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浪潮。中南海费尽心机，玩尽文字，最终又能阻挡什么？

作为结束语，胡文再度引用一句洋人洋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谁都可以“走自己的路”，问题在于，这个“别人”是谁？如果这个“别人”，指的是外国人，到也罢了；如果这个“别人”，指的是中国人、中国人民，倒应该问一问：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

作为“劳心者”，胡鞍钢们其实用不着如此声嘶力竭，只须对当权者进一言：胡锦涛主席，拆掉那堵墙吧！何必封锁互联网，让中国人民尽情评说我们的“中国模式”吧！我们有的是“大国的自信”（胡文原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1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