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律师揭行业潜规则

所谓“大三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会议”，已经在案件开审前就把判决结果提前决定了。这等于又回到了文革时代，这样的模式等于事先把罪名都定好了，后面的“控诉、辩护、审理”只是走过场。

文 ◎ 高紫檀、文华

最近两位大陆律师把自己的情况发给《新纪元》，嘱托万一他们被大陆公安抓捕，希望海外媒体能把真相报导出来，给人感觉这些律师在从事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业，不久杨在新律师真的被抓了。采访中还偶然发现，一位从业十多年的律师，现在宁愿赋闲在家务农，也不愿再去淌律师行业这潭浑水，紧接着上海又传出李天天律师有家不能回的消息。这不禁让人联想：大陆律师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呢？大陆律师成功的潜规则是什么呢？下面是六位大陆律师的看法。

未审判 判决结果就已决定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撰文表示，前不久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发表了〈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里面披露了一个事实：重庆文强案二审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王立新法官的日记表明，所谓“大三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会议”，已经在案件开审前就把判决结果提前决定了。

这等于又回到了文革时代，这样的模式等于事先把罪名都定好了，后面的“控诉、辩护、审理”只是走过场。在中国，谁敢和公检法三机关唱反调？当然就更不允许律师以“存在刑讯逼供”作为辩护理由了。司法公正应该建立在控辩平衡和法院中立的基础上，现在大陆根本没做到司法独立，律师的合法权利当然就无法保障了，这是问题的关键。

潜规则：谁给的钱多就判谁赢

四川建设律师事务所徐淑蓉律师对《新纪元》表示：“我都很久没有做案子了，因为司法太腐败，没办法再做案子。大陆律师其实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他本身没有基本工资和保险，什么都要靠自己。即使挣到钱后，首先缴6.8％的营业税，律师事务所提成30％，剩下的再缴个人所得税，再除去律师办案时的交通食宿费和通讯费，剩到手里就没有多少了。大陆很多律师生活其实并不好，压力很大，挣钱难。一般一个案子一万元，办理下来自己并不能赚多少。挣钱多的，就是做风险代理，前面只收餐饮费，案子办好后再按比例收费。

律师要生存必须靠社会关系，特别是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能挣钱的律师，大多是勾结法院、官商勾结。我给你举个例子。前几年我给一个民营企业成都大禹水电公司代理一个执行案子，他们帮政府建好一个水利工程，但收不到750万元工程款，打赢了官司，但拿不到钱，我就帮他代理执行案子。我托关系，由四川省高院出面，帮这家企业收回了所有的钱，但他回头却赖帐，只给我事先定好的代理费的一半，另一半说要做回扣。

于是我把这家企业起诉到成都金牛法院，尽管我提供了14份证据，完全应该赢得这场官司，但金牛法院却判我败诉，原因就是对方给了法院很多钱。在成都，把一个应该赢的案子判成输的，对方要付给法官及相关人员案子标的金额的三分之一，这就是大陆律师行业的潜规则。谁给的钱多，就判谁赢。我这个案子，对方给了法官20多万， 你说这样的环境下，律师怎么生存？！

我从2000年开始当律师，但常常自己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我住的地方被当地政府强占了，卖地的钱被相关官员给吃了，据说新华社都有记者下来采访，但最终不让报，托朋友找到北京高层，高层批示下面要处理，可2003年的事拖到现在还没处理。这几年大陆司法界更加腐败了，2005年前，找关系找领导打个招呼，要求公正判决，还能起点作用，现在不行了，现在都是金钱交易，整个法院系统都成这样了，谁交钱就判谁赢，有良心的法官太少了。

你问哪种律师最赚钱？那就每天跟法官们喝酒的，跟他们混在一起的，那些律师就活得很好。现在有些大的标的金额的案子，当事人起诉到法院，就直接找法官，请法官帮忙指定律师，判决结果可想而知了。

我以前帮农民做一些维权案子，农民没钱，即使官司赢了，我也挣不到钱，输了，哪怕只收了农民一元钱，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我现在就不接案子了，赋闲在家。我还是因为有亲戚朋友在公检法，否则，我帮的那些维权案子，早把我弄去判刑了。大陆律师也是弱势群体，我们是生活在中国底层的人啊。”

党的利益至上，就不可能法律至上了

为了安全，江苏知名维权律师陈先只同意接受匿名采访。当了30多年律师的他认为：“律师工作最难做的就是最近几年，完全是大倒退。有高层法院院长提出‘党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法律至上’，事实上，有党的利益至上了，根本就没有法律至上的可能性了。

原来律师法规定了律师相对的取证权，新修改的刑诉法却规定，要取得对方当事人同意才能取证，这等于说是没有了取证权。《刑法》306条的伪证罪，是悬在律师头上的剑，检察院甚至可直接将律师抓起来。我都遇到过好几次，我指出起诉书的错误，检察院就威胁要把我抓起来。

中国的律师执照是司法局管，司法局负有保护律师的责任、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但现实是司法局不但没有保护，而且跟公、检、法联合起来打击律师。律师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是官方定的，也没有经过选举，起不到保护律师权益的作用。

最近几年司法部长讲话说，律师要顾大局，守纪律，就是不讲主持正义、维护法律。明确规定，对政治敏感案件、群体事件、法轮功案件，律师要上报或得到批准才能接这个案子。实际就是不让律师接这种案子。这本身就违背律师法的。

比如前几年，我接了一起法轮功的案件，受到各方面的阻扰。我阅案卷时发现，检查院立案的案由都是假的，就是因为当事人炼法轮功，他们就非得编造一个罪行来判刑。我坚持给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结果法院故意判得很重，一个被判13年，另外三个被判6年。我自己还被多次警告，不许再接法轮功的案子。”

律师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证

著名互联网知识产权律师周宾卿说：“我刚当律师时，喜欢做刑事案子，觉得有挑战性，可做过几个之后，觉得中国律师在刑事案件上无所作为，有很多案子在律师辩论时候，判决书已经写好了。即使律师在法庭上再慷慨激昂，最后结果也是内定好了的。

律师本身就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安全，在刑事领域更不用说去保护被告人了，我自问也没有什么自我保护的背景，所以现在我只做知识产权这块，但案子一旦涉及到一些有背景的当事人时，判决结果还是有影响。比如一个老员工被美国思科公司解雇，虽然证据对员工有利，但思科想出种种理由，又动用了公关力量，最后判决很不利于这名员工。

现在很多律师找不到好案子，很多挣钱的案子都被有关系有背景的律师垄断了。大陆还出现了案源律师，他不做案子，他主要是搞关系，搞公关，拉案子回来，让下面人做，给下面人开工资。

中国的刑事判决，如果律师能将原来准备判10年的减少到7年，已经算成功了，能改成无罪释放的，绝对是凤毛麟角，这是中国体制造成的。如果法院认为公安和检察搞错了，这意味着国家赔偿和责任人追究，公安和检察就会要求法院按照案子的惯性下走，将错就错。这也就是为什么律师做的辩护，很多都没用的原因。”

大陆正义律师都活得很压抑

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黄琨律师介绍说：“中国律师分诉讼业务和非诉讼业务。做诉讼律师就得跟公检法打交道，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根本赢不了。所以我现在主要做非诉讼业务，这样律师的人格尊严相对能得到保证一些。

如果律师有正义感，在中国社会是很难受的，心理压力太大。比如我曾经接了一个案子，法院拖了一年，老太太气得要上北京上访，一审判决老太太获赔60万，二审法院驳回重审，但不说理由，最后二审法院撤消了原判，老太太只好接受调解，刚调解15天老太太就死了，官司打了三年多，你说我们做律师的心里啥滋味？ ”

“我彻底不想做律师了”

因在网上发言而被拒绝回到上海的李天天律师很痛心地说：“我从事律师十多年了，但现在我是彻底不想再做律师了。我84年做护士，1995年辞职，参加律师资格考试，97年正式拿到律师证，但做起来很难。我没有同学在公检法，家庭也没有背景，结果做得很累。比如一个大学老师生了双胞胎，因为医院没给及时输血死了。一审判10万，二审判3万，因为二审时请来了一个当过法院院长的当律师。

2002年我停下来读了四年书进修，然后去上海发展，认为上海可能更清明一点，结果我更失望。在大陆做律师，重要的是关系，而不是法律。我常听老律师闲聊时提到，给法官送了宝石戒指呀，判决情况就挺好的；还有什么开庭前一晚跟法官一起喝酒，第二天开庭法官迷迷糊糊的，律师也迷迷糊糊的，但案子判得就很有利于自己。

我印象深的有一个刑事案，村委会贪污了上亿土地拆迁款，村民上访被抓。一样的事情三个村民请了三个律师。我做的是无罪辩护，其他的律师不敢做无罪辩护，反而我的当事人被判了两年，他们的当事人判了一年和半年。因为我是“站着”辩护的，其他律师是“趴着”的，所以结果不同。

一次我去外地办案。检查官说那个人骂我，今天必须休庭，法官就马上同意了，不管我们来了40多个旁听的，我从上海过去住了好几天等着开这个庭。当事人被刑讯逼供得厉害，我去看守所都不让我见我的当事人，都把律师当猴一样耍。不但公安阻扰，检查院还经常让律师复印案卷材料很困难。法官都特别听检察院，因为法官个个都不太干净，都怕有事落到检察院手里，所以官官相护，而且配合起来弄钱。

概括说了，在中国作律师，我觉得很痛苦，这个行业里基本成了笑贫不笑娼，只要你赚钱了，就是好律师，其他一概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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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第一批赴北海法律援助同行的律师们在北海海城公安局（图片来源：陈有西学术网）

“广西四律师伪证案”始末

现在大陆很多律师都不敢取证了，只在侦控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找漏洞。面对一个连基本诉讼程式都不予遵守的办案机关，能在实体上保证案件客观公正吗？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被告，公检法办案犹如一言堂，人人自危矣。

文 ◎ 王净文

最近大陆律师行业很不宁静。重庆的李庄案还未彻底了结，广西北海又爆出四位律师涉嫌作伪证案。此案在全国20多万从业律师中引起强烈反响。专家学者指出，公安动辄利用《刑法》第306条来加害辩护律师，律师被暴力殴打而公安置之不理，如今大陆律师行业已处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中。这样下去，中国还需要律师吗？
　
从伪证案到暴力殴打

对比重庆李庄案和北海伪证案，两案几乎出自同一范本：都是公安先通过酷刑审讯，得到被告的认罪供词；被告家属找到刑法辩护律师，律师会见被告时，被告声称自己无罪，认罪口供只是酷刑所致。于是律师利用新证据，推翻公安机关的判定，在法庭未判决期间，公安回头再用酷刑审讯被告，被告于是站出来指证自己的辩护律师诱导他“做伪证”，结果律师锒铛入狱。

不过，似乎北海案子走得更远。广西杨在新律师被捕后，得到整个律师行业的同情和声援，由全国各地10多位律师组成的“北海律师声援团”亲赴北海，要为杨律师等人辩护抗争，而北海公安却暗中指使所谓死者家属，暴力殴打声援团律师，律师报案，当地公安也置之不理。

律师是违法办案者的最大敌人

北京律师李和平表示，律师团在办案过程中受到暴力围攻，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情，显示“目前中国律师的执业状况、环境，到了非常危急的关头。”“现在将近20名律师参与辩护，这些律师是中国律师中最勇敢、最有担当的一个群体，我本人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有他们在前面，中国的法制、律师的执业环境才会更好。”

陈有西律师表示，这个案例最终可能会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保护证人、保护律师辩护权的一个很好的现成案例。”他指出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只有律师能够揭露，因此律师就会成为违法乱纪的办案人的最大的敌人。

“真正的影响证人、让证人作伪证的，90％以上是公安局和检察院。大量的法庭伪证是公权机关提供给法庭的。”中国的法庭伪证问题根源在于从前苏联学来的、那一套符合专政要求的、极为落后的不人道的制度。他还说：“司法制度不改，这种不断抓律师的‘中国特色’的荒诞剧还会不断上演。”

《刑法》第306条是歧视律师职业的恶法

王思鲁律师指出，为什么《刑法》只是规定了“律师伪证罪”的条款，而不规定“警察伪证罪”、“检察官伪证罪”呢？这是明显的歧视。什么叫“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呢？律师的循循善诱，目的是帮助证人将其所知道的事实全部讲出，公安的侦查结论就一定代表事实真相吗？

另外，从北海抛尸案和律师伪证案来看，侦查和起诉律师的都是同一班人马，单位回避的制度性缺失，怎么能做到公正呢？程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和基础。面对一个连基本诉讼程式都不予遵守的办案机关，能在实体上保证案件客观公正吗？

现在大陆很多律师都不敢取证了，只在侦控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找漏洞。不过，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被告，公检法办案犹如一言堂，人人自危矣。◇

高智晟律师的例子，唤起国际各界重视中国律师的艰困处境。（AFP/Getty Images）

2009年11月17日，北海公安局在码头渔船底下，打捞出青年男子黄焕海的尸体。三天后公安宣布成功破案，七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官方称是由一起酒后小纠纷引起。2010年8月～9月，广西南宁百举鸣律师事务所杨在新、广西中龙律师事务所主任罗思方、广西青湖祥大律师事务所梁武诚、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杨忠汉，先后作为四位被告的辩护律师，共同代理此案。

2010年9月，律师杨在新赴合浦县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杨炳棋，做了五页的会见笔录。杨表示自己不仅没有殴打被害人，还帮助寻找他。“我在海城公安分局被吊、被打，现在左手还有痕迹。”9月26日，一审开庭：三名证人证实杨炳棋等人未殴打他人，且无后续作案时间。四名被告亦当庭推翻以前的口供，四名辩护律师都为四名被告进行了无罪辩护，并提出该案众多疑点。

2011年3月10日，证人宋启玲被检察院批捕。6月初，证人杨炳燕也在家中被押到看守所。6月13日，杨在新等4名律师被公安局以“妨害作证”刑事拘留或监视居住，“北海四律师伪证案”成立。

6月27日，来自北京、山东、云南的六名律师抵达北海，正式启动对涉案四名律师和三名证人的法律帮助。这六名律师为：陈光武、伍雷、朱明勇、张凯、王兴、杨名跨。其间，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导，人们纷纷声援被抓律师。两天后，杨在新律师被批捕，另外三位律师被取保候审而释放。

7月18日，北海律师团的10多位律师，在北海宾馆先后两次被30多人围攻、殴打。公安称他们是死者家属。19日，北海律师团到派出所申请会见当事人时，再度被一群人围攻，无法见到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