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关键在于“辞职”选择的时机。回顾从去年到今年的几例省级大员的 人事变动：2011年8月25日原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升任海南省委书记，蒋定之任省长。8月30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接受罗保铭“辞去”海南省省长 职务。2011年12月11日，原安徽省省长王三运调职，升任甘肃省省委书记，全国计生委主任李斌任代省长，中共中央12月11日宣布任命，同一天安徽省 人大常委会就决定接受王三运“辞去”省长职务。 2012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原贵州省省长赵克志升任贵州省委书记，至于谁来接替省长暂时无下文，因此赵克志目前仍兼任贵州省省长，未向贵州省人 大“请辞”。

基于以往人事变动的经验，如果某一省或直辖市的行政首长手升任党委一把手，也同时决定了行政一把手的接任者，已获高升的在职省 长或市长，通常会在数日之内就向当地人大“请辞”行政职务，腾出位置来，这个过程会非常快地完成。如果行政首长的接任者没有当下确定，则在职的省长或市长 会同时身兼党政一把手一段时间，直到新的行政首长人选确定了，再向人大“请辞”。而郭金龙的情形属于后者，他在7月初的北京市党代会上“当选”为北京新一 届市委书记，但这次会议并没有给出接任北京市长职务的“提名”。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体制内的程序，要么由中央给出市长接任者的“提名”，由北京市人大常委 会盖上橡皮，图章宣布生效；要么最迟等到北京市召开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来做出新的任免。在此之前，郭金龙可以党政职务一肩挑，他何时“辞去”市长职 务，其实还有满大的弹性。可是偏偏挑在北京雨灾之后，郭金龙“请辞”、北京市人大宣布“任命”新的代理市长和副市长。

郭金龙辞职的客观 解读应当是在“引咎辞职”与“例行人事变动”之间，又是一个灰色地带。首先肯定不是“引咎辞职”，因为官方的简报中并无“引咎”的字样，也没说郭金龙和吉 林对某件事负有领导责任、或有错误；其次是时间的选择既有弹性、也有富余，偏在“7-21”雨灾后这个特殊时间点上宣布人事变动，又有别于例行人事变动， 显然和北京暴雨引发的舆论浪潮有关，是有意释放给外界一个“引咎辞职”的联想

郭金龙和吉林理由含混的“辞职”，体现了中共决层者的顾虑重 重、以及焦虑和矛盾的心态。首先当局绝不承认党和政府对这次雨灾的后果负有任何责任；但同时又让郭金龙和吉林此时辞职，体现出“承担责任”的姿态，相当于 暗示和默认了政府的责任。这种矛盾姿态的背后还是“维稳”二字。当海内外舆论群情激愤，声讨政府对市政排水系统的忽视与吝啬之时，如果完全不做反应，当局 很害怕激愤的民间情绪会在“十八大”之前制造麻烦，给权力的布局和交接平添动荡；可是如果真的承认了党和政府对这次雨灾的后果负有责任，又等于鼓励了民间 向当权者问责，恐怕引起连锁反应，就是更大的一个麻烦。所以想来想去，就不交待理由，让郭金龙和吉林来个不明不的地辞职。与此同时郭金龙的党内职务不受影 响，身为疆臣之首的北京市委书记，他相当于拿到了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预订卡，未来的权力布局也暂时不受影响，这估计就是中共决策者想出的中庸之策 了。

但这个不明不白的辞职，客观上确实藏有后手。在人事变动的消息中没有“中央决定”的身影出现， 只按表面的官样程序说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意味着“7-21”雨灾如若继续发酵、影响继续扩大，中央仍然可以拿郭金龙和吉林两人说事，让他们承担 后续责任。既然他们的去职不是“中央决定”，也就不会有中央在外界压力下去修改决定的尴尬。

当前“7-21”雨灾的焦点已经逐渐从下水道议题转移到了死亡人数议题，而且也显现出了向党内权争延烧的苗头。中共的不同派系是否有意将此事作为打击对手的工具，实在值得观察。

7 月25日晚，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7－21”灾情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潘安君在念到“全市因灾伤亡”时，竟突然改口，在场的一贯温良柔顺的体 制内记者们居然急了，纷纷站起来追问最新统计的死亡人数。一位拿着CCTV话筒的女记者居然像完全不懂“政治纪律”一样，大声说：“我看见你（指潘安君） 手上拿的材料了，上面写着死亡人数是61人，其中因公殉职是5人”。这种CCTV记者带头“造反”的局面极为罕见、极为反常。反常之事，多有隐情。

假如说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记者“造反”是由于记者们良心发现，2011年的“7-23”动车事故后，也出现过记者呛声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现象。那么这次记者“造反”的过程竟然被绘声绘色地登在了“人民网”上，就不能不令人大呼诡异了。

更 加诡异的是郭金龙辞去北京市长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署名“范正伟”的评论文章《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直接点了郭金龙的名。文中说 “也是在这几天，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因灾死亡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只有‘公开’与‘及时’连在一起，提速信息发布，提高发布质量，才能真正地以 人为本，为死伤人数脱敏”。 从全篇文章的语气看，这句点名的评论等于是批评北京市政府从22日以来，连续几天将死亡人数“维稳”在37人的做法是不公开、也不及时的。

谈 “公开”与“及时”从概念上讲当然不错，但问题是，6月30日的天津蓟县大火，官方宣布仅死亡10人，民间调查的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以张高丽为首的天津市 当局至今仍坚持10人死亡的数字不做更新、不加改正，一不“公开”、二不“透明”，《人民日报》也不置一辞。在北京雨灾上《人民日报》突然间“正气凛然” 地现身，个中因由实在耐人寻味。

尽管7月26日北京市政府已将死亡人数更新至77人，但是仍然远低于民间的估计。将纸面上的死亡人数给“和 谐”下来当然容易，但是对灾民的救济和安置却是具体的工作。试想如果真实的死亡人数远超官方的公布，社会又普遍认为政府对如此沉重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死者家属会心甘情愿地将失去的亲人不了了之地“和谐”下来吗，他们当中不会产生向政府要赔偿、要说法的诉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