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5月，雷洋死在北京警方手中之后，由于舆论沸腾，习近平和王岐山下令彻查。北京警方群情激愤，四千名基层警官签名以辞职作为要胁。事件震动中南海是情理之中，因为京畿要地的治安，实赖这些基层警员和中低级警官。中共最高层选择了迅速妥协，事后雷洋被做成铁案，涉事警察不受刑事处分。

整个反击的主角，是北京公安系统出身的傅政华。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任中央政法委委员的傅政华，之前数年主导了对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的严厉打压，也主导了“透明北京”项目，监控着所有最高掌权者可能的政敌，是一个狠辣角色。

习近平虽然在事件上进行了妥协，但从此不再信任原本就是从江泽民派系转投过来的傅政华。2016年8月，傅政华中央政法委委员一职被拿下，中共19大他被调出公安部，出任实权大大减少的司法部长职务。

然而最高掌权者的妥协，给整个中共官场开出了一个最新的例子，即：如果以政权安全和政治利益施压，皇帝也必须低头。2016年之后，中央和各地政法委委员中，由公安系统人员出任的比例开始增加，各地方政府的土法律土政策再次兴起，而北京各部委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基本上，雷洋事件成了习近平执政的一个明显的转捩点。之前的气数上升，变成了之后的衰落。

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历史上看，王朝初建时皇帝权威完全彻底覆盖政府系统，各类政策和人事安排，皆出自皇帝一人。但随着政府部门扩张，尤其是皇帝出错的增加，很快会形成一个官僚体系主导的局面。而到王朝末年，通常是官僚体系通过对皇帝控制而主导了国政。即使有崇祯或者光绪这样的有为勤政的皇帝，也已经对官僚系统无能为力，眼看着落花流水而无能为力。

香港目前的局面，其实和雷洋案有相当的类似。

中共传统治港系统，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也有自己传统和习惯的施政工具，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自己规模巨大的利益所在。在当下的情况下，整个系统急需要最高当局授予尚方宝剑，急需要习近平给出一个明确的指示和授权。目前很显然的，是他们尚未得到这种清晰的肯定和明确的授权，因此才会采取激化局面的各种滥手段。

比起雷洋事件来说，香港局势无论在规模、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以及对未来中国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影响都超过百倍而不止。如果习近平再次选择妥协，其实等于宣告所谓新政寿终正寝，也宣告习中央权威回到了江胡时代“不出中南海”的旧圈子中。

抛开政治理念不计，经济下行、民心丧尽、官怨沸腾，将导致社会矛盾大爆发。而习近平上台之后抓贪打腐，树敌的不是数万名贪官，而是整个制度性腐败的系统，其后果恐怕是想要和平退下亦未必可得。

如果北京能够彻底处理治港系统的贪腐混乱，把香港的政治社会权力交还给港人，从中积累一套管理开放社会体系的经验并移植内地，或许能从中解套。

从这个角度看，香港事件对北京固然是挑战，却也未必不是一个机会。虽然这种可能性恐怕极低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