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事件目前仍在舆情热度中，但在外界看来，吴啊萍完全不构成刑事罪责，反倒是中共在事件中暴露了四宗罪。

罪一、公权对私权无所顾忌的侵蚀

事件的戏剧性在于，吴并不像小粉红期待的那样具有深不可测的敌特背景，官方也没有挖出吴本人里通外国、亡我之心不死敌对社会主义祖国不可告人的黑材料，甚至吴和民间维权、思想自由化、极端宗教主义等中共一贯打压的这些个名头压根就没有半毛钱关系。

吴啊萍是了解到了南京大屠杀事实后，产生心理阴影，长期被噩梦缠绕，进而采取供奉往生牌位超度战犯亡灵，解救自己，这完全是个体化的私人空间的事情，换句话说是私权范围内的事情，公权力根本无权介入的。

私权的特征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公权的特征是法无授权不可为。中国目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是对宗教场所祭奠亡灵这一行为进行规范和调整的。《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也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中共2018年颁布《英雄烈士保护法》和2020年在《刑法》修正案中嵌入的“侮辱诽谤英烈罪”，也无法安在吴啊萍头上，因为吴主观上没有任何侵害英雄烈士的愿望。

因为，一、吴啊萍供奉日本战犯亡灵，签署的是自己的真实姓名，如果有恶意，完全可以用假名；二、吴啊萍没有将供奉一事拍照到处宣传，谈不上恶意侮辱谁；三、吴啊萍没有利用此事来和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国家换取物质和金钱或政治上的利益；四、供奉亡灵中也有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女士，二战中属于盟国方面的人士，从政治恶意的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五、吴啊萍本人很低调，根本没有在公共场所起哄，反倒是把图片发到网上的那个人在起哄，妄图制造公共事件，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中共也深知这些个道理，因此而强词夺理地谴责吴啊萍，“对因果释结的错误认知和自私自利的动机，在明知5名被供奉者为侵华日军战犯的情况下，仍出资在宗教活动场所为他们设置牌位”。

吴啊萍是居士，长期做噩梦，佛教的解释可能使她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亡灵附体了，欲寻求解脱，如果说有心理疾病寻求解脱是自私自利的话，所有去医院的病人都是出自自私自利的动机。只不过持有神论的吴啊萍解脱的方式与普通民众不同而已，这也只是三观不同，中共宪法里不是规定信仰自由吗？

中共说吴啊萍事件冲击道德底线，实在是乱弹琴。各类正教的基本精神是讲慈悲的，耶稣还告诫弟子，不爱你的敌人就圆满不了。在真正学佛的人看来，佛门中的人是没有敌人的，佛家以慈悲为怀，日本战犯对中国人犯了罪，并不代表亡灵就不能被超度，世俗的法怎能管得到出世的佛法呢？

吴啊萍实质冲击的是中共的党文化，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仇恨哲学为范畴和基本特征之一的党文化。中共是想管天管地还要管人的思想。

关于寻衅滋事罪，已经饱受法学界诟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说，“寻衅滋事罪是我国刑法的耻辱！”“寻衅滋事有时会成为打击弱势群体的杀威棒，它在不断的侵蚀着法律的根基。” 他认为寻衅滋事罪的内容非常宽泛，且大量使用了诸如“随意”“任意”“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混乱”等模糊性词语，而很难确定此罪所针对的具体行为，这违背了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寻衅滋事罪目前已经成为中共利用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权任意侵害的利器，对待上访人员、异议人士、宗教信徒、维权民众，统统用这个口袋罪进行打压。

罪二、仇恨治理模式不断升级

煽动民族主义舆情、浑水摸鱼，进而打击异己，实现政治维稳，已经成为中共社会治理常备手段之一。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暗杀离世，澎湃新闻驻东京记者曾颖在直播时哽咽落泪，被中国网民和小粉红大肆攻击，曾颖道歉后，网民仍死缠烂打不依不饶，7月19日，曾颖在朋友圈发布了一封遗书，称自己不堪抑郁症的折磨，决定选择自杀，尽管曾颖有长期的抑郁症，但选择此时结束自己32岁的年轻生命，能说和小粉红的网曝没有关系吗？中共网警的敏感词库中，禁用语和禁用词成千上万而不止，却没有一个是针对民族主义网曝宣泄的，这个仇恨战略部署不是来自党国背书，难道是来自日本天皇吗？

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在2021年中共红色洗脑影片《长津湖》播出后，在微博上写道：“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像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掀起轩然大波，中纪委、人民日报高调发文严厉批判，罗昌平微博被禁言，罗昌平随后被海南三亚警察抓捕入狱，以侮辱英烈罪判刑，并付偿公益损害赔偿金8万元。

中共在此次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大屠杀战犯牌位事件中，成功地扮演了一个非常恶毒而又狡猾的角色，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吴啊萍的行为显然不构成犯罪，公安警察会不知道? 中共假装自己无辜地站在了民众沸腾舆情的火山口，不得不对吴啊萍进行处理，在法律人士看来，官方是迫于民意而做出的处罚，小粉红们看来，是党和国家又一次的战胜了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

可是中共的这个阴谋却不难识破，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唐山烧烤店四女孩被黑社会打死恶性事件，为什么中共就敢忤逆民意压制舆论？为什么小粉红们对这样的双标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吴啊萍事件，不是中共真的在顺应民意，而是中共精心调制出的一场舆情定罪的经典案例，中共的仇恨治理模式在不断的升级中，反美、仇日、犯台，轮番切换仇恨按钮，挑动民众爱国主义神经元，目的是实现如下五部曲：转移国内矛盾、对民众进行仇外爱共洗脑、打击异议人士、扭曲善恶道德标准。

罪三、宗教赤化：只准超度中共“白名单”？

据中共极左网站《观察者网》报导，“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一事引起举国愤慨，
全国多地佛协下发通知，要求各佛教活动场所自查供奉牌位情况。

7月23日前后，广东省佛教协会、江西赣州市佛教协会、景德镇市佛教协会、内蒙古鄂温克旗委统战部等多地要求所辖范围内所有佛教协会、各大寺院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对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坚持零容忍，引导教徒厚植爱国主义情操，如发现不合规牌位的情况立即整改并上报所属佛教团体。

有的地方明确要求历史负面人物、战犯、罪犯不能设牌供奉。看来中共要借机强化对宗教的收控和防范，超度也得按照中共的“白名单”进行。

中共对宗教的打压和控制从来就没有放松过。窃政建国后三教齐灭。中共1950年进藏屠杀精英，后进行土改，1959年中共军队大规模镇压藏人反抗，后毒死十世班禅，直到今天，藏人都在中共严厉的管控之中。

中共期间不断地对宗教进行赤化和黄化，强调“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现在的寺院中要升红旗、挂党魁像，主持手里捧的不是佛经而是马列课本，和尚也包二奶。2014年，广州光孝寺、海幢寺，和海南省南山寺三座古寺的和尚被发现外出集体嫖娼。2018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释学诚被举报性侵女弟子，释学诚官至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将寺院铜臭化也是中共摧毁宗教的典型手段。中国佛教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底，中国现存寺庙32600座，其中有20%以上的寺庙已经商业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河南、四川等地。

寺庙通常以门票、供奉、捐款、周边产品售卖等方式来获取收入。其中，做法事、法会、供奉牌位等业务成为寺庙主要收入来源。据悉，上海静安寺供奉延生禄位、往生牌位的价格为2000元/年；七七牌位需50元/天；水陆法会内坛莲位则需要5000元/次。在法门寺，供奉牌位约1000元/年左右。如若需要在初一和十五随堂参加法会，价格将上涨到2000元/年。

前中共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在1999年8、9月份的一次省部级的高级干部会上，明确讲出，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要消灭贫富差别和阶级社会，但是比实现这个目标更重要、更艰钜的任务是，共产党最终要在地球上消灭所有的宗教，消灭人对神的信仰。叶小文并揭示中共主要靠三个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一是让宗教领袖做高官，让他们享受，忘掉信教；二是把不服从的宗教领袖投进监狱；三是严控信教人数，并进行无神论洗脑。

罪四、20大前制造国内政治高压

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的事，其实早在今年2月主持传真就已经发现，牌位亦被撤下，为什么中共此时拿出来热炒？首先是，国内中共要应付的头痛事太多，且大多是舆情一边倒地站在民众一边的，从铁链女、唐山打人事件到村镇银行爆雷、业主强制停贷潮等，都是中共难以解决的顽症，又形成了舆情海啸。搞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节目来转移视线是情理之中的。

另外一点，中共北戴河会议、20大召开等这些个事关人事卡位、政权更迭、高层内斗的事件越来越引发外界关注，中共高层习派和反习派内斗几乎公开化、白热化，中共极权在表面上，似乎是不受制于外界舆论和广泛民意，但其恶政导致的公信力挫失，明显地动摇着其政权根基，由此，制造20大前国内维稳高压，以期度过这一政治风险关隘，是中共的本能反应。

中共从6月下旬，由新任公安部长王小洪推出“百日行动”， 截至7月15日，全国公安机关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7.2万名，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9.4万起，侦办寻衅滋事案件3200余起，破获带有夏季特点的违法犯罪案件4.2万起。

这种运动式的办案，往往三类人容易受到冲击，一是权力执掌者的政敌方，容易受到震慑和冲击，也是当政者举办这一运动的目标之一；二是中共平时严控的各类重点人士，比如异议人士、维权者、宗教人士等；三是旧案未到案或拖延未办所涉嫌人员，中共此时往往会集中打击，以示政绩显赫。

结语

中共的政权非民选，自然不会执政为民，民族主义喧嚣的本质是一场长期灌输的政治哄骗，运动式执法根本的目的是在折腾民众的淫威中实施政治维稳，吴啊萍事件，作为个体来说，非常不幸地被中共用爱国主义子弹射中，但真正受伤的是被中共忽悠和迷惑了的习惯于互害模式的广泛民众。

中共宣扬的爱国叙事版本如此宏大，宏大到空无一物只剩仇恨，却可以漠视身边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伤与痛吗？你爱的这个国它爱你吗，你在动态清零、失业潮、拐卖妇女、凶杀恶性事件种种突破人类底线的事件中，能找出中共对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半点怜悯吗？

中国人需要更加清醒，中共不等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