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又称，但受制于“财力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下一步将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中心）争取“智力支持”，为化解贵州地方政府债务提出“差异化、可操作”的建议。

贵州承认无力还债、向中央喊话一事，立即在中国社交媒体热传，但很快文章被删除，各大平台转载也陆续被消失。

据贵州省财政厅统计资料，截至 2022 年底，贵州省债务余额12,470.11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还有隐性债务，大部分体现成城投公司的负债，保守估计这部分也有上万亿元。

时事评论员朱同在大纪元撰文表示，贵州公开发表这种言论很反常，中共在最危险的时候，宣传依然是“形式一片大好”，不会让人民和党内普通人员知道真相；而且中共要求所有人“两个维护”，公开和中央唱反调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贵州不可能不知道，仍然这么做，说明地方债问题严重，已经纸包不住火。

时事评论员秦鹏4月14日在他的节目《秦鹏观察》中表示，这是全国第一次有省级政府公开宣称他们的债务已爆雷，要求中央政府给予解决。那么，接下去还有哪个省市会出问题呢？这也是这篇文章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鹏说，诡异的是，中共官场的规则向来是报喜不报忧。省研究中心，按照正常程序，应该事先向省政府汇报，然后再私下解决，但是现在，在还没有正式向中央商讨解决方案之前，就公开发文自曝其丑、公开摆烂，称本省已经无力解决要向上面求救，这又是唱的哪出戏？是研究中心的官员一时糊涂，还是背后有贵州省长和省委书记支持呢？

秦鹏表示，贵州省政府这次公开发文章说自己还不起债，公开摆烂，是在公开逼宫中南海：“你得帮我，要不我死给你看！”他认为，最后中南海只能出面解决，否则会像恒大那样，引发连锁反应。

中国经济学者司令对海外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是中国长期的体制性问题。预料继贵州之后，会有更多省份向中央求助。其认为会出现“骨牌效应”。

司令表示，之后更多省份会随着贵州地方政府破产情况的讯号出现，他们也会发出破产求救讯号，因为他们也会发现，如果地方政府的债务，实在无法用借新还旧的办法来维持的话，对外宣告破产，倒是能从某种程度上给中共国务院和财政部，造成某种舆论上的压力，这样可促使中央政府更快财政救急。

司令指，贵州等地只是占中国GDP的很少比例，值得观察的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况，是否蔓延至发达城市，到时不单止是地方政府问题，而是全国层面，变成国家整体的债务危机。

中共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持续恶化

今年1月，中共财政部部长刘昆通过陆媒喊话称，“下一步，将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此前财政部发布的一份答复政协提案的公函，也着重强调，对于地方债务风险，执行“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

3月27日，中共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发文说，“我们会按照不救助原则来处理地方债问题。也就是说国家肯定不会直接给钱，而是希望当地能采取削减支出，拍卖资产，债务重组等方式自行处理。”

中国地方债务问题究竟有多严重？据路透社3月10日的报导指，中共地方政府债务超过9兆美元，且持续增加，地方政府还要求银行展延债务或下调贷款利率。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国际数据显示，中共地方政府藉由“地方融资平台”今年到期的海外债券金额增至7,900亿美元，达到2021年以来的新高。

地方政府在疫情期间因为疫情治理费用支出暴涨，加上经济放缓，税收不足。房地产市场的整顿，土地销售急冻，导致地方政府的最大收入来源大幅缩水。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中共地方政府债务在疫情期间持续增加，标普全球（S&P Global）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未偿还债务已超过总收入的120%，导致中国有2/3地方政府可能超过中央设定的债务门槛，1/3地方政府连利息都无法支付。

大陆媒体报导，2022年末，中国各省债务率同比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黑龙江、新疆、天津、贵州等省份债务率上升明显，超过400%。对比2021年末，2022年末，黑龙江、新疆、天津、贵州等10个省份债务率上升超100%。负债率越滚越大，导致地方政府无力偿还。

至于中共中央政府为什么不愿意管呢？秦鹏认为，第一，管不了。全国各类地方债全部加起来高达上百万亿，如果中央政府直接背负，那么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所以楼继伟等多次喊不搞“财政赤字货币化”。

第二，大建形象工程，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楼堂馆所，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最重要方法，形成严重依赖，官员们好大喜功、大肆贪污已成为顽疾，如果中央给一个地方兜底了，那么官员们会更加放肆大胆地折腾，即使解决了一时，也会给未来造成更大的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