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共产主义被公认为是最残暴、最血腥的意识形态，倡导以暴力方式摧毁传统文明的一切形式，包括人类的道德、伦理、法律以及婚姻、家庭、国家和社会结构。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进化论为共产主义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从而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系统的集反神、暴力、极权等诸多邪恶于一身的共产罪恶理论体系，并推动这种邪恶势力遍布全球，让人类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6.1 进化论为共产主义提供所谓的“科学依据”

首先， 进化论让共产主义理论自称找到“科学依据”。

进化论是一种妄想假说，但是却打着“自然科学”的幌子骗人。这个论点在本书的前几章已经充分论证清楚。

如果打开现在共产主义政权──中共的教科书，会看到这样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前提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在其产生之时，欧洲的宗教信仰依然很普遍，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上帝造人，遵循传统的宗教规范和生活方式，要让人们接受一个无神论、反传统的共产理论是非常艰难的。

德国作家比阿特‧怀尔德史密夫（Beate Wilder-Smith）认为，进化论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核心”⁸⁶⁴。达尔文为马克思主义敞开了大门，因为他让马克思有了否定万物受造并继而否认有神的“科学理由”⁸⁶⁵。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清楚地说明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⁸⁶⁶

其次，作为共产主义核心理论的“历史发展规律论”建立在达尔文提出的所谓的生物进化的规律上。

进化假说的逻辑是：生物的进化过程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到高的线性发展过程，也就是从无生命的物质进化到有生命的细胞，又从低等生物进化到猴子，再进化成人。

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编造人类的进化过程，声称猴子进化成人是劳动的结果，进化成人之后，人过着公有制的原始生活，即原始社会；然后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剥削，进入了奴隶社会；后又发展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以从低到高、发展逻辑来论证共产主义的“先进性”和“发展的必然性”。

可以看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读一下共产中国大陆的中学和大学教材，基本上是同样的思路和逻辑，从达尔文进化论直接衔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尽管，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是符合马克思的这种假说的，但是，共产党却把此假说当成真理灌输给学生和大众。

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中，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山顶洞人（类人猿）”，还包括猿如何通过劳动变成了人。

在共产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所有学科的所谓“思想基础”，如伦理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等等。因此，所有的学科都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共产国家把进化论当成科学和真理，灌输给学生和大众。

6.2 进化论是共产主义暴力杀戮的助推剂

在人类的传统文化中，敬畏生命是普遍的价值观，中国有句话“人命关天”，无论在哪个民族和国家，滥杀无辜都是最重的犯罪行为，国家会予以惩罚。在所有的正统宗教中，杀人更是禁止的，佛家讲，杀人要造很大的罪业，基督教也有“不可杀人”的戒律。但是，共产国家不仅杀人，而且以国家的名义杀死上亿的人。

进化论主张“自然选择”“相互竞争”“优胜劣汰”，人是动物的一种，社会人与人之间也是不断竞争与斗争。共产主义的核心观点是“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要取得权力，就应该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

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马克思欣喜若狂：“达尔文的书甚为重要，对我而言，他那‘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说法为历史中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奠定了基础。”⁸⁶⁷

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是合理的。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使用暴力，夺取权力后维持权力需要暴力，杀人和灭绝一个群体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需要。

美国记者与作家约翰‧彼得‧科斯特（John Peter Koster, 1945—）曾写道，“列宁办公室里唯一的艺术作品是个庸俗的雕像：坐在一堆包括《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的书上的一只猿猴正在凝视着一个人类的骷髅头骨。当他在办公桌前工作、核准计划或签署执行死刑令时，这个标志着达尔文对人类评价的泥塑，就一直留在列宁的视线范围之内。那猿猴和头骨是其信仰的象征：达尔文主义相信人‘只不过’是兽，世界是个丛林，个别人的性命‘根本’无关痛痒。”（The only piece of art work in Lenin’s office was a kitsch statue of an ape sitting on a heap of books—including Origin of Species—and contemplating a human skull. This rather vulgar artifact, a comment in clay on Darwin’s view of man, remained in Lenin’s view as he worked at his desk, approving plans or signing death warrants as he deemed necessary. The ape and the skull were to Lenin what a gilded icon might have been to his father. The ape and the skull were a symbol of his faith, the Darwinian faith that man is a brute, the world is a jungle, and individual lives are irrelevant.）⁸⁶⁸

科斯特在书中继续写道：“列宁可能不是一个本能恶毒的人，尽管他确实下令采取许多恶毒的措施。也许猿和头骨是为了提醒他，在达尔文的世界里，人对人的残忍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努力通过‘科学’手段实现‘工人天堂’的过程中，他下令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猿猴和头骨可能帮助他抑制了健康童年遗留下来的任何善良或人道的冲动。（Lenin was probably not an instinctively vicious man, though he certainly ordered a great many vicious measures. Perhaps the ape and the skull were invoked to remind him that,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Darwin, man’s brutality to man is inevitable. In his struggle to bring about the “worker’s paradise” through “scientific” means, he ordered a great many deaths. The ape and the skull may have helped him stifle whatever kindly or humane impulses were left over from a wholesome childhood.）

极权主义的领袖们，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心安理得地把人当作动物一样地屠杀，因为达尔文已经用进化论“证明”了人和动物是没有区别的，人是动物进化来的，不是神造的。因此，视生命如草芥，随意地杀戮是共产国家的共同特征。

历史上任何一种权力形态都没有像共产极权一样喜欢暴力和杀人。从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致两千万人死亡，到红色高棉杀死四分之一的柬埔寨人，到中共恶魔杀死八千万中国人，都是共同的漠视人命和这种无所顾忌的结果。《共产主义黑皮书》揭示的历史资料显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屠杀了上亿无辜的生命⁸⁶⁹。

6.3 进化论助推共产极权严控社会

如前所述，进化论催生的极权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恶果。那么，极权建立的基础到底是什么？20世纪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邪恶的权力形式？

6.3.1 极权与服从

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在他的著作《1984》⁸⁷⁰和《动物农场》⁸⁷¹中，用细腻的笔触和冷峻的风格，展现了极权社会的种种形态：扭曲的人性、封闭的环境、压抑的精神，人被“老大哥”异化成非人，彻底绝望。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是由众多的个体组成。极权能够在一个社会建立，一定是有众多的人参与其中成为极权的帮凶，否则，一个人或者一小撮人无论多么强悍，不可能建立起对社会的极端控制。也就是说，极权能够存在的前提是众多人对极权权威的服从，主动或者被动地参与了极权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残害和压制。

1963年，纳粹种族灭绝罪行最大的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引发了世界对于“服从命令”的心理研究。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实验揭示，一般情况下，影响服从的主观维度主要是人的道德发展水平。道德水平与服从权威两者呈现负相关，即道德水准越高，服从权威的可能性越低。

1958年，美国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提出了道德发展阶段（Lawrence Kohlberg’s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理论。该理论指出，处于道德发展高阶段的人会根据普世伦理原则和良心来判断法律或规则是否公平、是否符合正义。他们倾向于认为，只有在基于正义的前提下，法律才是有效的，所以不义的法律就不必服从。⁸⁷²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内心有确定和明晰的道德标准和正义观念，就不会盲目服从权威的命令，而是根据自己的道德、正义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应该不应该做。如果权威下达的命令让他违背自己的良心，他会拒绝服从。

6.3.2 进化论摧毁人们对极权的“良心抵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臣之间要遵循天道，臣道要求“从道不从君”⁸⁷³。《忠经》中说：“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伤物，不惮势以举任。惟善是与，惟恶是除……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⁸⁷⁴。“忠谏”是让君王做符合公理的事，避免君王胡作非为。

因此，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而是维护“天道”。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忠臣的职守是要替大众维护正理，规谏君王的过失，当君王有任何不对的事时，忠臣要敢于劝谏。

并且，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用传统道德来衡量。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如成汤伐桀⁸⁷⁵、武王伐纣⁸⁷⁶。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

良心自由与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 ）一直是法治中的内容之一⁸⁷⁷。英国剑桥大学法学和公法教授特雷弗‧艾伦（Trevor R. S. Allan, 1955—）说，凭良心的异议是法治的一部分，鼓励异议，使得每个人对正义和公平之承诺与法律义务直接相关，对法律的忠诚必须使普通民众的道德良心参与其中⁸⁷⁸。

美国宪法与法理学学者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 1931—2013）认为，公民不服从有三种形式：基于良知、公正和政策。如果法律不符合道德、法律不公正，公民可以不服从；如果公民认为政策极度错误且危险，也可以拒绝服从。⁸⁷⁹

在英美法系，法治和宪政的发展可以说就是良心不服从的结果。1215年，英国的贵族不服从英王约翰的命令，奋起反抗，才有了《自由大宪章》这部人类第一个宪政文件；美洲的居民不愿意服从英王的统治，“无代表，不纳税”，才有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才有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自由的国家。

美国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说，“我唯一应当承担的义务，是时刻做我认为正当的事”。⁸⁸⁰

可以看出，人类传统社会的普世道德及基于道德判断形成的良心，是极权的天敌。

不幸的是，进化论动摇了道德的根基，腐蚀了人的道德良知。当人的良知被摧毁、不再有道德理念的时候，很难有坚守道德原则的勇气和力量，在暴力极权的威胁、利诱和迷惑之下，就往往会选择屈服。

同时，进化论鼓吹“适者生存”、弱者被淘汰，让人迷信“强权就是一切”，把服从权威当成生存之道，不辨是非，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即使伤害别人也无所顾忌。两者的结合，为极权的建立扫清了“良心抵抗”的障碍。

6.3.3 共产极权用党性代替人性  严格控制社会

共产极权对社会的控制是建立在对共产党普遍服从的基础上，包括建立共产邪党组织、让党员无条件服从，也包括共产党利用威胁、利诱、洗脑等手段让民众服从。

首先，共产主义以政党的形式吸纳民众加入其组织，并要求绝对的服从。“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⁸⁸¹

共产党把这种对党的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冠名为“党性”，共产党用党性代替人性、用党性代替良心，要求党员无条件服从党的指令和要求。

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⁸⁸²

《九评》还说：“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⁸⁸³

其次，共产党垄断国家的所有权力和资源，建立所谓的“公有制”，剥夺民众的私有财产权，用生存来胁迫民众服从中共。

中共在1949年窃取政权之后，垄断全部国家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通过中共的党组织从上到下全面控制整个国家。储安平先生当年曾形象地把这种情形概括为“党天下”。

不仅是党员，其他人也必须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而党却不需要听命于任何意志，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党凌驾于一切之上，在它之上再没有更高的权威，它就是不受任何制约的最高权威，党的意志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法律。

在中共各种杀人和整人运动中，都是鼓动群众斗群众，让人们放弃良知，互斗、互害。

中国传统文化让人用天理衡量是非，“舍生取义”，人们不会盲目服从。中共就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不遗余力地破坏、摧毁中国传统文化，消灭和摧毁所有传统宗教信仰。同时，共产主义在教育中反复用进化论给人们洗脑，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教科书中，从小学到大学，进化论被当作真理灌输给学生。

如前所述，被进化论洗脑以后的人，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而盲目地跟随共产极权杀戮，造成无数生命被残害。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曾说：“……如果今天有人请我尽量简明地表达吞灭了我国（俄罗斯）大约六千万人民的那场毁灭性革命的主要起因，那么，我只得再一次说，‘人们忘却了神’就是所有这一切会发生的原因。”⁸⁸⁴

可以说，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是出现了共产主义这种血腥残暴反人性意识形态，共产极权之所以能够建立并全面控制社会，其根本的原因是人们相信了进化论的谬论而不再信神、不再恪守道德良知。在进化论谎言的欺骗与洗脑下，很多人变成了执行共产极权命令的机器。

6.4 进化论为共产主义腐化人性推波助澜

共产极权为了维护其统治，除了暴力镇压之外，还通过腐蚀和收买来让人服从。因为如果人人自甘堕落、自私自利、甘为奴隶，对于独裁者来说，比暴力镇压的代价更低、更容易操作。所以，只有让人变坏和丧失良知，暴君才能长期维持统治。过去，对抗暴君的力量来自对上天或神的信仰、对道德价值的坚守，但是，进化论之后，人就没有了道德信仰的约束，而是崇拜强权、自甘为奴。

十六世纪，法国人拉‧波埃西写了《论自愿为奴》的文章，提到了暴君为什么能奴役人们，其中提到暴君维持其权力的手段之一就是腐化人们，让民众自甘堕落，忘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人就不会去争取自由，就自愿成为暴君的奴隶。

腐化的手段就是广建各类娱乐和色情场所，让人们纵情声色、忘乎所以。波埃西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居鲁士为了不费兵卒统治吕底亚，就大力开发吕底亚的妓院、角斗场、酒馆行业，创造了一个新词──消遣，让受其奴役的民众安于逸乐，就此一招轻松掌控吕底亚民众。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怜悯”“道德情感”也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这种典型的道德相对主义观点和共产主义的观点相同。

共产党也深谙这一点，只有让人放纵欲望、堕落无德，共产主义才能控制人，而进化论带来的道德相对性和道德进化，让共产主义如获至宝。

中共维持其权力的手段之一就是腐化人，让民众不问是非、道德败坏，“闷声发大财”，为了挣钱不择手段，自甘堕落、娱乐至死，忘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而自愿成为奴隶。

在历史上，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也有道德的败坏和堕落，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败坏和堕落得如此厉害，这就是因为人们推崇进化论造成的。

6.5 进化论与共产主义同恶相济

进化论就好像是给共产主义量身定做的，共产主义需要人的狂妄而无所畏惧，共产主义需要人摒弃天良道德败坏，而进化论就为共产主义提供了这些条件，摧毁道德，让人狂妄、抛弃敬畏之心、自私自利、弱肉强食。

如果没有进化论假说，人人遵循传统道德，共产邪说就不会大行其道、蔓延到全世界，共产极权也不可能建立起来、给人类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

因此，共产主义者都非常推崇进化论，在共产中国，把进化论写进教材，自小给人灌输进化论，把进化论当成事实和不证自明的“真理”；在西方，共产主义者也极力在教育中推广进化论、排斥神创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