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在中国生活了。我想学英语，去国外打工，哪怕一辈子开出租车我都认了。我不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生活了，太恶心了，”中国广州市的体育彩票线上分销店店主张科(应受访者要求使用化名)这样告诉美国之音。

两年前，30岁出头的张科跟随朋友开了一家线上体育彩票分销店，买彩票的用户可以直接和像张科这样的店主在微信等平台联系。用户省去亲自去国家体彩中心营业点购买的麻烦，张科从中赚取差价。分销店生意还算过得去，两年下来张科挣了大概四十多万。

然而，张科的生活在7月份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天翻地覆：他所有的银行账户都被冻结。“银行说我的账户被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的一个公安局给冻结了。我打电话给公安局，他们要我带着银行的流水，还有开店的一些资料过去做笔供。他们查看了这些资料之后让我回去等，然后过了两个月又让我再过去一趟。”

张科告诉美国之音，他后来加入了一个微信群，才发现还有很多和他一样银行账户被冻结的体彩分销店商。“我没想到涉及的人员那么多。警察以这个名义去向他们要钱，而且这个钱都是打到他们警察的个人账号里，不是公安局的对公账户。我们那个群很多人都把钱打给了民警，有转微信的，有转支付宝的，还有直接打到银行卡账户的。他们说会替你缴纳罚款。”

张科说：“现在随便一个地方的派出所都有权限可以直接冻结你的卡。现在的‘远洋捕捞’非常严重，他们不需要通过法院，直接可以在所内冻结你的卡，只需要点一下鼠标就可以。”

“远洋捕捞”与企业财产权缺乏保障

张科所说的“远洋捕捞”，是指出于利益驱动，中国某些地方公安机关跨省、跨区域的抓捕、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民营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做法。业内将其称为“远洋捕捞”，类比沿海渔民出海而有所收获。

纽约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滕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评价说：“远洋捕捞这个词有点误导性，说得太轻飘飘了。实际上就是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抢劫。说是办案执法，但其实就是要抢钱。异地办案不是重点，因为他们在本地也是用这种办法来抢钱。对那些没有后台的，和政府不好的企业，想办法去拿他们的钱。要企业交保护费，或者是把企业搞破产，把企业家抓起来。过去搞的扫黑除恶，基本上也是个抢钱行为。企业的财产权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

中国国务院在2009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彩票管理条例》并未提到互联网彩票销售行为。在2018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由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修订的《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里，将“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归入非法彩票。

张科认为自己的生意不算非法经营，而是处于一个灰色地带。他说：“我去看裁判文书网，类似的案件没有一个上过法庭的。现在中国的现状是，所有买彩票的，都加店主的微信，很少有人去店里直接买。用户给了钱，店主会拍照发微信给他，然后第二天如果中奖了会把中奖的钱再打给他。公安局现在抓住了体彩管理销售的一个(漏洞)，不能在网上售卖。但这只是一个管理条例，不是法律。但是公安局凭这一点就能搞我们几千、几万个店主。罚的钱也不是退到国家那边的，是他们直接个人收的，性质非常恶劣。”

“我已经完全没法生活了，”张科告诉美国之音。“我银行里所有的钱都被冻结了。我要求公安局只冻结我卖彩票挣的四十多万，他们不答应。”

据张科介绍，有不少和他一样的彩票线上卖家已经被逼无奈交钱消灾。“如果你不给钱，你是要进看守所的，他们有权力关你。有的店主当天把钱交了，办一个取保候审，就可以出去了，然后就再也没人联系他了。”

也有店主和张科一样，觉得自己没犯法，坚持不交钱。“不给就关你30天，关到你老实为止。”张科目前躲到了外地，但是身上的钱眼看也花得差不多了，对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感到深深的忧虑。

“远洋捕捞”现象日益恶化

滕彪告诉美国之音，所谓“远洋捕捞”，也就是逐利性异地执法，在中国远非新闻。他说：“很多民营企业，包括很多很多稍微做一点小生意的公民，他们所面临的法律和政治环境是极其恶劣的。他们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想赚钱，想生存下去，不违法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有很多很多法律的灰色地带。在中国不完善的、扭曲的市场体制下，就很容易给他们贴上非法的法律标签。”

滕彪对此深有感触，并且曾在2012年为因“非法集资”被判死刑的浙江女商人吴英喊冤。“吴英这个经营和拓展市场，很多时候合法的渠道被堵死了。政府想要抓一个企业家，想要从中拿钱的话，是很容易找到一个法律漏洞，或者很容易给他们贴上一个违法的标签的。”

今年10月以来，广东省出版集团主管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撰写的一篇“广东省情内参”在公众间流传。该报告称，近年来，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市已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地。以广州市为例，自2023年以来，有朴朴、壹健康、九浚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

其中，广东壹健康集团在2022年实现了24.23亿元收入并于2023年6月底提交申请赴港上市。2023年10月，河南省焦作、商丘两市公安局以该集团企业涉嫌诈骗为由，出动1600多名警力到广州，对壹健康集团旗下公司进行“远洋捕捞”，导致壹健康集团被迫撤回赴港上市的申请，集团业务陷于瘫痪，至今未能恢复。

有些地方的当地公安部门甚至不得不开始反击，例如杭州九堡派出所在今年8月发出公示：外地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进入企业办案，如有发现请录像取证和报警。

新浪财经在10月30日刊登一篇题为《远洋捕捞成风，地方政府为何如此疯狂？》的文章，指出“财政吃紧”是原因—“远洋捕捞其实早已有之，只不过在财政支出压力大的时候，这个问题更加凸显。”

10月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单位的行政执法行为，更多采取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方式，不能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不能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及时对罚没收入增长异常的地方必要时进行督查。

滕彪在谈及为何近年“远洋捕捞”现象猖獗的时候说：“也不光是最近，背景和中国的这个财政持续恶化有关。政府有很多债务，以前的卖地财政不行了，现在也没地可卖了，整个中国的消费也不足，财政也越来越困难，这是远洋捕捞，政府抢钱的经济驱动吧。”

逐利执法下，小企业主维权难

张科告诉美国之音，他之前对“远洋捕捞”一无所知，但是最近因为自己和一些同行的遭遇，一下子了解到了很多。他说：“国家给了警方可以随意冻结别人银行卡的权力。为什么现在远洋捕捞那么多，就是因为中国地方财政已经没有钱了。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正常的财政创收了。楼卖不出去，地也卖不出去了。他们没办法给开发商卖地，没地方创收，然后中央也不给地方钱，他们就想着搞各行各业的老百姓，这是他们自己的创收方式。”

中国媒体《界面新闻》10月20日的报道也引述一位西南某省监察委人士称，地方财政吃紧是趋利性执法的根本原因。该人士说“一些案件，地方上会以该案的罚没款为依据，来衡量案件主管部门的经费划拨。财政尚好的地区，可能是按比例划拨，财政收入不足的地区，可能是全额返还。”

目前是逃犯身份的张科在中国内地某省感到了进退两难。自认没有犯法的他告诉美国之音：“我不想妥协，我才三十出头，我还没老。我觉得这个国家不应该这样。我不想像别人那样，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我觉得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然而，张科身上所剩的现金已经不多。他说：“公安局就是黑社会。他们违规办案，滥用职权，但是没有人管。我现在完全没有钱生活了，不知道下面怎么办。我的卡被冻结了，完全取不出来钱。我整个人都傻掉了，可能坚持不住了。我想通过各种渠道维权，但是没有任何回复。我已经试过国家国务院的一个举报的APP，也试过12389，一个政务机关违法行为的举报平台。我认识的那些店主也都举报过，包括给钱的和没给钱的，都没有任何回信。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去为自己发声。”

张科觉得自己最终多半还是无路可逃：“我没办法了，我用了所有渠道，我感觉最后只有妥协。”

美国之音试图电话联系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但电话未有人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