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大陆，连政府都开始“砸锅卖铁”了，早已沦为公司、因学历贬值而造成生源减少的大学要想通过增设培训班来搞创收，也不至于会让人大惊小怪。对“考公”者来说，参加培训肯定是要付费的。但在这样一个全民消费一蹶不振的时代，“卷”不动了的大学生会愿意把钱花在这种近乎“打水漂”的项目上吗？

“网易”文章说，“公考之下，万人陪跑”。这话源于中华职业教育社某岗位16702:1的报录比。即使是各单位的平均值，2019年时也曾高达94.88:1。尽管2020年因疫情骤降至59.56:1，但随后又继续飙升，直到今年被预估，2025年将达到86:1。

很多人都知道，造成这种高度“内卷”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部分“铁饭碗”已被体制内人士瓜分殆尽。2011年，墙内发布了广东汕尾市烟草专卖局第三任局长陈文铸被“双开”的消息。他在位时，将自己的“胞弟”“弟妹”“妻弟”“堂弟”“表弟”等至少22名亲戚，再加上“其司机、生意伙伴、结拜兄弟”，甚至他女儿的家教都安排进了烟草局。而他所在烟草局的首任局长，也是他的亲舅舅。然而，任人唯亲、大搞权力腐败的他最终也只是被“免去了职务”，并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连“他安排进入烟草公司的亲友，工作饭碗也并未受到影响”。对此，大陆“人民网”愤慨表示，“最牛的烟草局长能‘全身而退’，不免会有更牛、超牛的官员悄然登场”。这表明，中共体制内的权力世袭决不是少数、个案。还有网友对此总结道，“好工作就像感染艾滋病一样，主要有母婴传播，血液传播，性传播三大途径”。

就这中奖式的概率，能不让大学生望而生畏吗？即使没后台、没关系的人能考上，最终的操作也只是把毕业于顶尖大学的高学历人士放在了二代、三代们都看不上的低职位上。

比如，被404的《斯坦福博士报考乡镇公务员，一个多么残酷的选择》一文指出，自疫情后，报考乡镇、街道办公务员的世界名校“海归”们似乎多了起来。除标题中提到的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某博士生出现在了安徽省某县乡镇公务员考察名单上外，还不时有“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生入职杭州某街道办，耶鲁大学毕业生成为郑州郊区某乡镇公务员”、“一名东京大学硕士，同样进入了安徽某街道当公务员”的消息传来。

对学历的要求高无上限，但招聘单位及其提供的职位却足以让入职者的心跌入谷底。今年6月，武汉大学一名女研究生在墙内成了众矢之的。只因她不满在考上“选调生”后，被安排到嘉峪关某“市直单位”工作。要知道，在中国大陆，“选调生”被称为“公务员中的VIP”，是“属于组织部门培养的后备干部”，只要能按规定在基层历练两年，就会被委以重任；比如“在嘉峪关干好了之后，完全有可能去更好的城市，更好的岗位”，但这位女生仍在入职不到一年后，就选择了辞职。或许，她眼高手低、缺少奉献精神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作为想留在体制内的人，仅在两年后就会被重用的条件竟无法吸引她，可想她对被派往的那个地方所感到的“落后”已到了何种程度。

寒窗苦读十几年，好不容易成了知识精英，最后却只能“上山下乡”。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大陆莘莘学子还会对“考公”充满幻想，且愿意为此一掷千金吗？

报考的人多，并不意味着愿意花钱培训的人也多。2022年，大陆已有消息称，“公务员考试火爆，中公教育等公考培训却爆雷”。要知道，“中公教育”的市场占有率是名列第一的，但2021年时，却曝出了“共关闭161个网点”以及“在预告当年第三季度业绩时，首次披露亏损”的消息。到2022年，该机构又因发不出员工工资而导致“欠薪”的丑闻缠身。有知名机构的高管表示，实际在2020年时，整个行业就已经出现了变化。到2021年，出事的就不只是中公了，“还有粉笔裁员、导氮跑路、格然关门、小麦易主”。这说明，能支付或想靠支付动辄近万、甚至几万培训费来“上岸”的“考公”者已在大量减少，甚至一走就不再回头。

有意思的是，高校开设“公务员微专业”也正好始于2020年，但那时，只有黑龙江大学这一家敢小试牛刀。到2021年，“考公培训”机构几乎全军覆灭时，大学里也同样没有动静。2022年，陆续开办了“公务员微专业”的大学有3所；2023年增加到7所。即便到2024年（截至目前），也不过才20所。

从谨慎的发展速度来看，高校入行“考公培训”，与其说是要与校外机构抢市场，倒不如说是在替政府“接盘”。就像阻止楼市崩塌，还得忽悠人买房一样，大学生都不“考公”了，读研、读博的也会相应减少。而政府更担心的是，无业可就的形势要一直不变，也会导致象牙塔里的绝望情绪高涨。

大陆高校既然姓“党”，就得为中共分忧。若培训机构不行，大学即使降低费用，也要把“毕业即失业”的本科生给吸引过来，继续为其营造幻象。先考研、再考博或“考公”，最起码几年内让他们有事可干。

问题是，从如上三项考试的报录比来看，中共就算是与高校联手，也只能安抚到极少数人。2022年，大陆各地高校集中爆发的第一次“白纸革命”，让学生渴望获取自由的诉求被满足了。这无疑将再次激励他们，继续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就业和吃饭问题。连胡适都曾将自由与面包相提并论，可见不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中共很可能会再次听到从校园里传出的呐喊与抗议声。只是，对当下心有余而力不足、用尽手段也无法使经济提振的中共来说，马上提供工作、让大学生吃上面包，怎么都不会像当初立刻打开校门、让他们重获自由那般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