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比喻，每个生命就像是一本故事书，基因就像书中的一个个字母，它们以不同的顺序排列形成单词，并进一步组合成句子和段落。

如果要弄清生命的起源，要读懂生命的故事书，必须要读懂书中的一个个单词、一句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要开始解读生命在分子层面的代码──基因，才能了解生命的来龙去脉。

众多的基因研究表明，达尔文原版的进化假说的“物种进化”“自然选择”“随机突变”概念在基因层面上是没有根据的，基因研究结果跟达尔文原版“进化”假说呈现完全相反的结论，再一次彻底否定了进化假说。

三、与“进化”背道而驰的基因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通过列举科学事实，已经从逻辑上论证了原版的达尔文进化论是不能成立的假说。主要证据有：第一，以偏概全；第二，混淆概念；第三，验证失败；第四，违反自然规律；第五，人不是猴子变的；第六，不是“慢慢演化”而是“突然爆发”；第七，不是“自然选择”而是“有意设计”；第八，看似“结构退化”其实“大有用处”；第九，不是“残酷竞争”而是“共生互惠”；第十，不是“科学事实”而是“欺骗造假”；第十一，生命的复杂高效直接否定“进化”。

在第三章（上）中，我们通过列举免疫、神经、细胞和DNA等等实例论证了人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精巧的结构以及智慧和神奇的功能，这些完全无法用进化假说来解释。

随着人们对遗传学和基因研究的一步步深入，越来越发现达尔文的进化假说在微观的基因层面也无法站住脚。大量基因研究的现代成果，更是对这个进化假说形成了不容质疑的直接挑战。事实上，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全方位、多角度、综合性地构成了对进化假说的“致命的一击”，根本上否定了进化假说。

说到基因，当1859年达尔文提出进化假说的时候，人们还根本不知道基因的概念。之后过了将近一百年，几代科学家经过承前启后、持之以恒的科学实践，才慢慢发现基因的结构和功能，从而逐渐揭示出生命在分子层面的奥秘。

1856年至1863年，奥地利修道士格里高‧约翰‧孟德尔（Dr. Gregor Johann Mendel, 1822—1884）在修道院的花园里进行了豌豆杂交实验。在这八年的时间里，孟德尔观察了豌豆植物的遗传特征，并发现了遗传的基本规律：基因成对出现，决定着生物的功能，且具有不同的优势。基因作为独立的单位，代代相传，这个研究结果后来被称为“孟德尔遗传定律”。²⁰³

1879年，德国生物学家华尔瑟‧弗莱明（Walther Flemming, 1843—1905）首次发现了染色体的存在。他使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分裂过程中的染色体，并描述了染色体在遗传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²⁰⁴

到了1902年，德国细胞学家西奥多‧海因里希‧博韦里²⁰⁵（Theodor Heinrich Boveri, 1862—1915）和美国遗传学家沃尔特‧萨顿²⁰⁶（Walter S. Sutton, 1877—1916）分别通过各自的研究，独立提出染色体是遗传因子的载体的结论。他们的研究为染色体和遗传因子的关联提供了关键证据。

1915年，美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特‧摩根（Thomas Hunt Morgan, 1866—1945）进一步研究果蝇的遗传，发现基因位于染色体上的特定位置，负责相应的遗传性状。摩根的工作对建立遗传学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他在193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²⁰⁷

尤其是到了1953年，美国生物化学家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 Watson, 1928—）以及英国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 1916—2004）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人们才了解到基因是决定一个生物体遗传特征的基本单位。²⁰⁸

3.1 基因研究不支持“物种进化”

达尔文原版“进化论”的核心假说包括两点：第一，所有的物种来自一个共同祖先，而且是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进化”而来；第二，生物之间为了生存而存在着生存竞争，通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从古到今，人们一直无法找到支持达尔文原版“进化”假说的丝毫基础。即使随着大量基因研究的新发现不断出现，人们也依然无法找到支持达尔文原版“物种进化”的根据。然而，达尔文理论的支持者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放弃“进化假说”，不断地改变“进化论”的原意，让达尔文主义改头换面，美其名曰为“新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原版达尔文“进化假说”的内容。

比如他们提出来的“随机突变”，假设物种的基因突变是随机的──在环境的选择之下产生新的物种，那么基因突变能不能导致生物出现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进化”呢？或者换种说法，基因突变到底有没有可能使生物从简单变为复杂呢？

关于基因的研究事实告诉我们，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原因分析如下：

3.1.1 大多数基因突变有害

大家可能误认为基因突变是好事，事实恰恰相反，大多数基因突变是有害的，而有益的突变一般来说比较少见，通常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一²⁰⁹。

19世纪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维尔啸（Prof. Dr. Rudolf Virchow, 1821—1902）从病理学专业角度早就分析过，每一次偏离正常的生理状态的事件，就是一个病态事件。²¹⁰

一台高度精密的计算机、电视机，如果给它变一变，随意改变其中的一个零件，这个计算机、电视机还能正常工作吗？很可能就坏了。更何况我们人体细胞，其基因的精密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台精密仪器。如果基因发生突变，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往往都是有害的。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假说，要出现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跳跃，必须得大量的基因同时发生突变，才有可能做到。而大量基因同时突变、偏离，对原来一个正常、健康的物种来说，就是一场严重、致命性的疾病。结果如何呢？不但不能进化，而且甚至会死亡。

正因为大部分基因突变是有害的，所以一旦出现编码错误之后，生命体自身往往就有一种修复机制来修复它，这是一种维护基因稳定不变的机制。这种稳定修复机制，更是达尔文进化假说无法解释的。

美国微生物学家理查德‧兰斯基（Richard Lenski）从1988年开始做大肠杆菌传代实验，观察大肠杆菌繁殖了6万多代。他又对大量的基因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论是一些突变应该不那么有益（甚至有害）。²¹¹

3.1.2 基因突变无法产生新物种

鉴于大部分基因突变是有害的，再加上突变要从同一个方向一直走下去，不能间断。这几个因素加起来，简单的生物经由突变进化为复杂的生物是极其困难的。

在第一章提到的2018年《科学》（Science）期刊发表的文章写到，研究发现类人猿与人的基因组整体相似度不高于80%²¹²，所以至少有20%的不相似度，而每增加1%的不相似度，需要1%/中性突变率的时间来进化。目前的中性突变率是每代每10⁸～10⁹碱基对发生一个中性突变²¹³。所以，20%不相似度，需要20/10⎺⁸至20/10⎺⁹=2×10⁹至2×10¹⁰代。如果按照猿猴每5年繁殖一代来计算，至少需要1×10¹⁰至1×10¹¹年的时间，也就是100亿～1000亿年，而现在的科学界推断，我们这个宇宙的历史是138亿年。按照达尔文进化论，人类的进化在宇宙的后期才出现，所以从时间上来看，根本不可能。

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推理，类人猿变成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另外，我们前面已经列举了大量实例，证明了从蛋白质、基因、细胞、器官再到系统，生物体无论在哪个层次的构造和功能，都非常复杂。

生物体的任何一个蛋白质分子、基因片段都像是被量身定做、精心设计的，每一个氨基酸、核苷酸的种类与次序都不能被随便变动。即使仅改动其中一个，也可能会失去整个蛋白质或基因功能。

我们可以把一个蛋白质、一个基因片段比喻成一段段的英文文章。这段文章有很多字母，这些字母的组合都有其涵义，不能随便更改。

一个简单的单细胞生物的基因很少，我们可以把它想像成一本薄薄的小学课本；人的基因量很大，其内容如同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单凭基因随机突变的机制，如何能增加那么多新物种的必需基因呢？这是非常奇怪而且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其可能性如同要一个猴子在打字机前漫无目的地打字，却期望它能把一本小学课本的内容改写成大英百科全书一般。

基因突变可以产生“微进化”，也就是在种的范围内的基因的变异。譬如，人可以有身高的改变等等细微性状的改变。但如果改变这个内涵，误以为基因突变可以产生“广进化”，也就是产生种的变迁，那就是如同天方夜谭般的、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3.1.3 生命的主旋律是退化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所有的突变实验都是始于很少量的没有突变的母代细胞，就像“种子”，经过一代或是若干阶段细胞复制、分裂、成长之后，实验人员观察众多后代产出了多少不同于母本的突变。

基因突变率是遗传物质在细胞复制中的错误率，一边生长、复制，一边出错。生命繁衍不息，突变不止，任何一次生殖细胞分裂复制出现的新突变都有意义，都应该被计算。问题是，大部分研究突变的实验只是考虑了生殖细胞最后出现的少量独立的突变。这些突变比较符合人们对突变的“经典”观念以及独立、随机、稀少的假设，所以如获至宝地用它们认真地进行计算。

而早期距离母代比较近的突变，也就是比较早期的突变，其实和末后期的突变同样重要，其影响面和作用甚至更大。但因为它们可能违反了人们对新突变的固有认识，所以常常被系统性地忽略或算错。这些早期突变常常是群发的，在很多基因突变研究中几乎都被忽略不计。

目前的生物遗传学的大多数突变率测算实验，都存在系统性偏差与漏算，因此大大低估了突变率，低估了突变的普遍性与力度、强度、数量。由于基本参数严重偏差，导致大部分进化假说模型的根基都被动摇了，需要重新评估到底进化是否有可能性。²¹⁴

来自美国鲍灵格林州立大学生物系的罗恩‧伍德拉夫教授（Ron Woodruff）和怀海鹰博士（Haiying Huai）以及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动物学系的詹姆斯‧N‧汤普森教授（James N Thompson Jr）对果蝇传代中的自发突变的研究发现，在对超过10,000条果蝇X染色体的筛选中，新的自发隐性致死突变有194个，其中有76个是大小从2到19个不等的群发（Cluster）突变，也就是说发现39.2%的致死性突变是群发突变。这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现实中这个比例往往更高，因为群发突变的现象非常普遍。²¹⁵

接受采访的研究参与者之一怀海鹰博士认为，“经典的突变率测算，其实只是统计了符合人们观念的小小一部分点突变，生物体真实的突变率要高很多。就像用网去捕鱼，捞到的一般是比网眼大的鱼，漏掉了小鱼。而其实海里的小鱼数量远远多于大鱼。即使这些突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不好做统计分析，但是并不等于它们可以被忽略。”

“比如说生殖细胞的1000次分裂，前面的999次有丝分裂都被忽略掉了，只计算了最后一次减数分裂，所以真实的突变率至少被低估了几十倍，甚至更多。”

“我们大大低估突变的力量了。如果漏掉的是几十倍的基因突变，而大部分基因突变都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如果能够保持稳定就已经很困难了，所以生命的主旋律是退化。”

总之，按照基因突变的方式，最终归宿应该是自然灭绝而不是进化，也就是说当物种诞生之后，内在的机制就是在不停地被破坏，并不像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进化”，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达尔文的进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