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女孩从小天资聪慧，成绩优秀，在竞争极为激烈的升学考试中，考人了上海市黄浦区最顶尖的格致中学。她喜好化学，高中毕业后又考进华东化工。有人认为女生一般在小学、初中成绩不错，但到了高中，大学就是男生的天下了。而这个女孩上了大学后还能带回家门门100分的成绩单，并因成绩第一而当选全班学习委员。正当她快面临毕业充满了理想和希望之际，文革来了。她被分配到辽宁一个工厂，从那时起她上班百般无奈混日子，下班做饭洗衣带孩子，直到后来虽移民美国，但大好青春年华早已付之东流。有个人总认为如果那女孩从小生在欧美，说不定大家会发现第二个居里夫人，那个人就是我，那女孩就是我姐。

有位年青才俊，在当年全北平高中统考中荣获第三名，被当时报纸称为“探花”。毕业后即在英国人管理的海关找到了金饭碗，直到共产党占领大陆，他便调往海关学校教英文和商品。他一生努力工作，谨小慎微，从来不犯错误，不得罪人。但是文革来了，有人揭发他以前曾和中统特务头子戴笠一起吃过饭，为此他被批判、教育、帮助、谈话整整十年，直到文革结束。他用那娟秀小楷一笔一划写的检查、交代、反省、坦白堆在一起应有好几尺高了。有个人目睹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我，因为他就是我父亲。老父亲移民美国直到86岁高龄去世，从未回过大陆一次，我知道，他想离开水晶棺里的那具僵尸越远越好。

有位四川佳丽，当年在学校是“校花”，毕业后“佳人”理所当然地嫁给了一位有“政府工”职位的“才子”，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过着相夫教子的平淡生活。没想到在大陆“解放”后为了帮助那些从四川到上海的老乡们，她突发奇想，决定把那些会烧菜的老乡们组织起来，开了一家“四川饭店”。她绝没预料到文革来了，她因此成了“黑九类”中的资本家。由于她兄姐均在台湾、香港、日本、美国等“反动国家”，她当然还成了特务嫌疑；再加上她年青时好打扮，要漂亮，于是她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被称为“老狐狸”“大特务”“反动资本家”……那些造反派在她脖子上挂着高跟鞋，被人在脸上吐口水。有次在小房间里被某个党支部书纪单独审讯时，那个畜牲居然想动手动脚，幸亏被她一把推开，逃出了那房间，才免于魔爪！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和她亲口告诉我的，因为她就是我母亲。老太太的老年在旧金山老人公寓度过，高寿96岁。她在生命后期患有老年失智症，有时她会把我当成她哥哥、丈夫，可以说是“六亲不认”了，但是如要问她：“喜不喜欢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她那已经混浊失明的双眼立刻会出现愤怒的光芒，并且答案肯定是：“恨死了！”

最后说说我自己，我小时调皮贪玩，不像姐姐那样成绩优秀，应该是属于后知后觉型的。正当我想发愤读书时，文革来了，我才发现我这辈子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红太阳”把我一脚踹到离上海千里外的山沟沟里。

在那里的确是广阔天地，埋个几万、几十万，基至几百万具尸体都没问题。虽说在那里死活区别不大，但真的是死是活就要看命大不大了。我在发配到那里的10年里差点死了三次，一次是差点被当地流氓打死，一次搞副业差点从五楼高的大树上摔死，一次差点得急性肝炎病死。

我当时恨天，为什么给我这么坏的运气；我恨地，为什么我会生话在这片土地上；我埋怨父母为什么他们不是叫花子、穷光蛋，这样我就可以有一个“高贵”的成分，昂首挺胸做人了。尽管我见证了所有发生在我亲友身上的一切，也包括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切，但我这前半辈子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敢恨、敢怨那个“红太阳”。

直到移民到了美国才发现，美国人可以批评，可以搞笑，甚至可以责骂美国总统。因为无论职位再高，他也是一个被人民选出来的公仆，原来老百姓才是真正的主人和老板。而十几亿中国人竟然被一个湖南乡下农民忽悠了30年，把他当成了神膜拜了30年，直到现在还阴魂不散。

其实前面的几个真实悲惨故事背后都有一只巨大的、邪恶的黑手共产党，而操纵这只黑手和造成无数个悲惨故事的就是那个自以为是神和太阳的罪魁祸首——毛贼泽东。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快80岁了，至今世上还没有一座像样的文革纪念馆可以控诉共匪和毛贼的滔天罪行，感谢《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九评”20周年征文，让我有机会写此文为我家和天下所有被共匪毛贼迫害致死、致残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友们申诉冤曲和伸张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