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说，中共当政之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

在党媒上，中共公开宣扬家庭成员之间的“斗争”事例，以一九五二年“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导：《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桓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

中共要全民“三年一小斗，五年一大斗”，在文革中，贴大字报互相批斗，学生揭发老师，下级揭发上级，朋友揭发朋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耘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

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三日，安徽固镇县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的长子十六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

在一九七六年，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百业萧条。中共为续命，在八零年代、九零年代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恢复，物质虽然逐渐改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与精神却再也回不到中共篡政之前的水准。

宫斗剧：年轻人的“电子榨菜”

在“以经济为中心”、“闷声发大财”的氛围中，几十年来，中共一切向钱看，甚至连六、七十年代的“学雷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抛弃的一干二净。对于传统文化的变异与对于道德的抹杀，从来就没有中断，在一九九九年中共发起了残酷迫害法轮功，对于以真、善、忍为原则，方方面面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非法判刑、拘押，甚至活摘器官。丑类江泽民对于提升干部的考核重点，就是看迫害法轮功卖不卖力、下手狠不狠，使得社会法制败坏、世风日下。

中共从表面上，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用“斗争哲学”变异人们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变过。

近年以来，在中国的网络、媒体、图书中，“宫斗”小说、影视剧成为热点。二零一二年，大陆热播的宫斗剧《甄嬛传》，用古人的服饰和环境，向观众展现的价值观却是“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与真实的传统文化完全相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称“甄嬛”歪曲历史，把清宫描写得面目全非。

《甄嬛传》一度引起是否尊重历史的争议，面对置疑的声音，二零一四年一月，中共党媒《求是》公开发表评论文章，“为甄嬛传正名：有思想穿透力不是歌颂阴谋”，“《甄嬛传》对后宫斗争的展示比一般宫廷剧更为辛辣，但这不是歌颂阴谋、欣赏斗争，而是借一个个青春女性理想和生命的惨烈毁灭，揭示出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

表面上，遥控器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实际上看什么、看多少却是中宣部的完全掌控之中，各种符合中共“斗争哲学”和“唯物论”的人物，占据了荧屏。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反映了东方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是东方传统美德的体现，与《甄嬛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中共却找种种借口，强行禁止韩国影视剧在中国大陆公开上影，至今未解禁。

据官媒澎湃新闻二零二二年五月四日报道，《甄嬛传》播出十年，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127.1亿次。直到二零二四年，这部宫斗剧仍在播放。

《甄嬛传》被称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这些“宫斗剧”从人物到内涵，从戏说到娱乐，都是描写后宫嫔妃间的倾轧，令不少年轻人将剧情引申到当下社会，甚至总结出“职场晋升指南”，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成为年轻人信奉的“人生哲学”。

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揭示的：“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

在正常的社会中，以和为美，以善为尊，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在西方国家，看到别人有好事，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而不是嫉妒。

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斗争思维，渐渐使人的廉耻之心淡薄，利益至上，唯利是图，成为社会通用的原则，谁要不这样的话，反而有点奇怪、有点傻。

“枫桥经验”把中国人从小驯养成粉红

所谓“枫桥经验”是一九六零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利用社会人员，给一定的利益好处，鼓励告密、举报，是中共掌控下的法外执法。

当下的中国，电子眼已无处不在，中共号称无死角监控。然而，中共却仍旧大举提倡“枫桥经验”，甚至用财政拨款雇佣庞大的维稳人群。据大陆官媒《法治日报》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报导，“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十四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北京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他们帮助政府打压异见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以及访民等弱势人群。

二零一七年，《法制晚报》一篇题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财政每月按三百元至五百元人民币标准，对治安积极分子给予补贴。记者简单估算：按每人月均四百元计算，目前十四万人实名注册，每月就是5600万元，每年就是6.7亿元人民币，这只是朝阳区的，整个北京市和全中国，这类维稳成本是多少呢？

告密风甚至吹到了课堂上，二零二三年十月三日，官媒《新京报》在一篇题为“‘扩大化举报’逼老师们‘躺平’”的文章中称，部分家长不顾事实黑白地“扩大化”举报老师，最终受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有网友评论说：“举报得老师什么都不敢教，安安心心把你们的子女培养成韭菜的接班人，也好。”“发动群众斗群众，老玩法了。”

“一小撮”轮流转

中共上台后掀起多次政治运动，其手段就是用95%的人斗5%的“一小撮”，把他们打倒后再接着斗，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为了自保，夫妻反目、儿子打老子，社会人伦被颠倒；为了自保，中国人形成了“我不害你你就会害我”、“我只有踩着你才能上去”等等恶毒观念，“狠人”大量涌现，不以恶为耻，社会道德急剧下滑。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江泽民得势，更是唯利是图，以“闷声发大财”为训责，用金钱、权色交易，来控制党政军，控制国际社会想与中国来往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等等等等。在中国大陆，中国人为了钱而你死我活，道德礼仪被视为粪土、一钱不值。在金钱面前，中共“假恶斗”的本质被一代代中国人选择性遗忘、忽视，一代代中国人在纸醉金迷、幻想和习惯观念中度日。然而，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不害别人就难以自保的社会，不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吗？那是正常人想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社会吗？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