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大陆恶性杀人事件层出不穷，6月7日发生在上海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凶杀案引爆网络，让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震惊。据报，当日，39岁的海归教师姜文华抱着必死的决心，将49岁党委书记王永珍割喉，而此前不久王永珍刚刚向姜文华宣布解聘决定。 从姜文华被捕时所言，以及随后了解他的同事朋友披露的信息看，姜文华是个为人本分且有才华的学者，然而虽然学术水平高，如其曾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还是第一届复旦校长奖获得者，但或许是长期在海外留学、专注学术研究之故，并不十分懂人情世故，一直受到王永珍的压制，导致其申请项目和评定副教授职称都受限。他在警察逮捕他时的视频中表示，他在单位受到了很多的陷害，遭到很多恶劣的对待，一直延续至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姜文华选择铤而走险。

从这一惨剧看，姜文华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其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可取，毕竟人的生命最为可贵，一时的痛快却毁了两个人和两个家庭，其造成的伤痛是无法抹平的，而且人死后并非一了百了，造下的杀人罪业还需要偿还。那么是谁让他对生命缺乏敬畏？又是谁在他心中埋下以暴制暴的种子？

而惨剧中的另一主角王永珍同样也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如果没有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公正对待，甚至是刁难，如何能让一个老实本分之人，选择极端的方式报复？乃至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么是谁给予他权力，在本应重视学术的高校，让他肆无忌惮地打压一个学术上远超自己之人？

其实，往深想一想，造成这一惨剧的真正罪魁祸首恰恰是中共。因为让包括姜文华等许许多多中国人缺乏对生命敬畏，并在心中埋下以暴制暴种子的正是中共政权。

人之初，性本善，中小学是少年儿童树立人生观和世界观、懂得如何做人的最重要阶段。传统社会一直到民国时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一直是青少年学习的主要内容。然而，中共建政70年来，信奉无神论崇尚斗争且宣扬暴力夺取政权的中共，通过统一编写的各类教材，篡改五千年文明历史，向大中小学生灌输错误的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将中共发家史和建政史中的暴力和杀人当作荣耀炫耀，并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共领导人的欺世观点，作为唯一正确的理论，强加给不谙世事的学生，让他们从小就接受谎言教育，让他们从小就无法做一个堂堂正正之人。

再加上社会舆论导向，中共对媒体、信息的钳制，中共发起一个个运动打倒文化社会精英，曾经因为信仰神佛而被神眷顾的中华大地，在中共治下，陷入了黑暗，不仅无神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也被现代人扭曲，道德急剧下滑，相信推崇暴力的国人比比皆是。

1982年出生的姜文华，或许就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中共党文化的影响。没有了对神佛信仰的人，自然也没有了对生命的敬畏，而内心隐藏的暴力的种子也因为长期的不公待遇而发芽、成长。中华大地发生的诸多杀戮惨案，有多少施害者不是因此而为？

同样，让身为中共书记的王永珍在高校中如鱼得水，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乐、可以任意打压他人的也是中共。

民国时期，大学不仅有国立的，还有教会办的，私人办的，军阀办的，但无论是谁办的，对于教授都是尊重有加，兴办者，即便是政府也并不过多干预校务。

比如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大学令》中明确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而此后的国民政府亦依此而行。也就是说，一个教授的聘用、升迁、职称、给多少工资、学生乃至学校资金的分配等都是由教授开会决定。

再如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等高校联合组成）必须遵循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使用全国统一教材并举行统一考试等时，联大教务会议选择了拒绝，并推举冯友兰教授起草了《抗辩书》。在他们看来，教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政府是无权干涉的。而国民政府收到抗辩书后，也选择了接受。

民国时期的教授的社会地位、薪水也都很高。1919年，曹锟在做直隶督军时创办了河北大学。只要他在学校，就经常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嘘寒问暖。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举案齐眉式地送给教授，份量足足有二三百大洋。要知道，当时普通人家的月收入也不过几块至多十几块大洋。

与民国时期开放的办学态度不同的是，现今的中国大学绝大部分是公办的，私立大学不过才出现十几年，但都要隶属于中共教育部，受教育部条条框框的管辖，大学也因此丧失了很大的自主性。大学的校长任免皆由教育部，因此大部分校长只要对“上”有交代就好。

不仅如此，中共当局还另外指派党委书记，监督校长，大学的“党性”从校级、院级、系级、班级都设置支部书记就可以看出，而这些书记们大多学术上未必有多少墨水，但溜须拍马、整人、搞小动作却是高手，深谙中共手段的他们对学者又如何能尊重？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随着大学党性的加强，行政人员数量的膨胀，教授教师地位明显下降，大学教师奉承党官、巴结行政人员早已不是个别现象

至于学术自由，民国时期的大学享有比较充分的学术自由，那时大学教授上课很随意，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没有大纲，更没有什么统编教材，老师按照自己的讲义讲就好。教授讲得好，就继续聘用；讲的不好，那就走人。教授不愿意干了，也可以离开。

反观当下的中国大学，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学生中的告密者和教室中的监控让大学老师们上课如履薄冰，有思想的老师们为了自身和家人计，也不再敢涉足任何敏感话题。至于大学间的自由流动，更非易事，因为你一旦因言获罪，想再找到一所接收的大学是十分困难的。

正如一位网友在其博客中所写：“中国大陆的大学根本就没有以独立思想为目的，也没有以独立人格为标准，更没有以学术优良为目的。被应试凌驾的大学，就好像被阉割了男人，根本就分不清楚自己是男还是女。”或许这也正是中共当局所乐见的，因为只有中国大学依附在行政体制下，按照行政当局的意愿实施教育，中国才会不断产生顺民，而依附于中共的王永珍能够肆无忌惮打压教师，还的确应该感谢中共这个主子。

可以想见，王永珍这样的中共书记，在中共治下可以混得风生水起，但在民国大学要想混下去，还需要真正的本事。而有着王永珍般各类书记的中国所有大学，包括清华北大复旦，要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都不过是痴人说梦，因为没有真正自由的大学是永远无法成为一流的大学的。简言之，中共专制统治下，中国无法产生任何真正一流的大学，而姜文华、王永珍的悲剧也绝不会杜绝。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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