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拨打646-519-2879,中国大陆的朋友可以拨400-708-7995再拨899-116-0297和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刚刚谈论到4万亿的救市,那除了陈教授讲的以外,杰森博士是不是有一些要补充的?
杰森:刚刚解释了4万亿是虚的。实际上我们在谈的就是它跟就业到底有什么关系的问题,中共自己列了10条说要干10件事,冠冕堂皇的好像什么都包括了,又有什么修铁路、修桥,又修高端建筑,同时也有惠及什么经济适用房,方方面面都包括了。实际上你从它的资金分配上看,绝大部分的资金还是走传统大建设的项目,比如说修铁路,它说未来多少年要投2万亿到铁路上,修桥、修公路,修一些大城市的标志建筑。
这样的投资对社会上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刚才分析了,中国最缺啥?最缺解决工作的中小型企业,而这些东西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从最基本的原材料上可以消耗一批,可以解决一些维修铁路的基本劳力的工人。但是整个都是短期项目,它不可能给社会发展创新留下什么,比如说我做研发,我将来可以有新产品研发出来,它不可能因此而创造很多很多中小企业、有生命的中小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只能解决短期就业问题,它绝不可能解决中国产业结构的问题,也不可能创造出很高质量的就业问题。
所以目前不管是大学生就业,还是长远的农民工就业,它都不可能通过这个而展现出来,而且我们知道,说是扔出1万亿来救市,实际上被贪官贪掉后能剩下5千亿都不错了。你看着吧,它对中国经济就像吗啡一样,让人兴奋一下子,绝对不可能改变这个基体的现状。
主持人:好的,我们现在有两位观众朋友在线上等候,第一位是加州的温先生,我们看温先生怎么讲。温先生你好。
温先生: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说今年是共产党最难熬的一年,它的政权很不稳定,可以说是垮台的征兆。
主持人:温先生,您把电视声音调小一点就不会有回音,请继续讲吧。
温先生:好的。还有一个,它整个经济主要靠出口,太依赖出口了。它没有把自己本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好,所以“共产党垮台”不远了。
主持人:谢谢温先生。那么我们另外还有一位多伦多的周女士在线上,周女士您好。
周女士:各位好,很欣赏杰森博士和陈志飞博士两位先生的谈话。大学生就业和民工,两位已经谈过这个话题,现在我还想问一下,中国的房市在崩溃,中国的股市也在崩溃,那么除了这两个之外呢,最近这几天又传出外资银行拍售56亿中国建设银行的股权,而且香港的富豪李家诚最近也抛售了他所持有的20亿中国银行的股权。
不仅这些,从去年开始,花旗(City)、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这些投资银行,都已经开始出售上海部分的物业,这些问题都造成了中共经济崩溃的状况,所以请两位博士谈一下这几个问题好不好?
主持人:谢谢周女士。刚刚温先生跟周女士两位对于这方面的现象都观察得很仔细,那么是不是先请杰森博士回覆一下他们两位?首先温先生谈到中共的政权不稳,那刚好周女士也提到了很多,包括股市、房市等等都有很大的问题,您是不是就这方面来谈一下?
杰森:是的,整个中国GDP有三架马车:投资、固定资产建设,也就是房市,再来就是出口。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事实上这三架马车撑着GDP,也就是撑着中国的就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市最终在2008年底量价齐跌,09年开始更惨;那么以出口来说,中国30%靠出口,在这样情况下,整个欧洲、美国不需要中国产品的时候,那出口也往下走;最后是投资问题,也就是资金的问题,这个投资的问题刚才陈先生谈到了,确实不管是花旗银行,还是其它很多银行都有可能从中国撤资。
最近花旗银行是朝不保夕,它第一个举措就是把世界各地的投资往回缩,事实上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很多银行比如说高盛,还有香港大亨在抛售中国银行股票套现,我觉得他们是聪明之举,为什么呢?因为谁都知道房市紧挨着就是银行,如果房市垮下去的话,那么银行的贷款,过去这么多年银行能贷出去款子,它唯一的优质贷款种类就是房市,不管是个人贷款还是开发商的贷款,但现在中国房市开发商的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
而房价在往下跌的时候,很可能也会出现私人贷款毁约的事,这时候中国银行就应声进入灾难的状态,那么此时此刻抛售可能就会到最高点,而当抛售中国银行股的时候,也就等于它从中国撤资的时候,因此也等于“投资”这个马车在中国釜底抽薪。所以说这三架马车垮下去的时候,中国的就业在2009年确实是不会有什么转机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主持人:我们在听陈教授发言之前,有一位北京的黄先生在线上,我们看看黄先生怎么讲,黄先生您好。
黄先生:我今天要讲就业的问题,我想比较一下发达国家,像日本这样的,这次金融危机,日本辞退的都是临时工。我曾经看过日本有一个30万外国大学生留学计划,也就是说日本的人口有1亿多到2亿,它居然还要募外国的大学生,那可以说是劳动一级产业,所以它生产的那些东西你们也见识过,像你们美国的iPod也是日本发出代工的,那质量非常好。
主持人:黄先生请您对着话筒讲,声音可以比较清楚一点。
黄先生:所以它是一种精密型企业,这样的话它所需要的大学生就非常多。而中国呢,大家都知道它曾经爆发过“农民工荒”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当时是走帮人家加工型的劳动力密集产业,而且已经走到一个极限的发展方式。通常农民工已经不够用了,而农民工比大学生成本低很多,其实生产中心不需要多少有智商的,那么它为什么不请农民工,而去请你大学生呢?我要是企业家,我也会为我的企业着想,能多便宜我就怎么做,也没有那种社会道德感。中国的产业方式是劳动密集型,它不需要用高技术人才……
主持人:谢谢黄先生,非常谢谢黄先生。陈博士?
陈志飞:我就陈先生谈的这个来谈谈我的看法,他谈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大家也都注意到了,中国产业结构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太多,可能不需要这么多有知识的人,大学生被雇用是大材小用,或者说大学生体力上也不如农民工那么强壮,干不起那些活,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有那么多是外向型的,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我就问我的朋友,我说你在中国生产,为什么不搞内销呢?为什么在山东那个地方,或是更远的地方你都要搞外销呢?
他说,在中国内销,我还得忙着到处去要钱,我把产品卖出去,我的钱还要不回来。因为中国的三角债务问题很多,那就是一个基本投资环境的问题了。另外,刚才杰森博士也讲了,你政府如果不扶持这种民间企业发展,民间企业当然也想做得越大越好,产品越先进赚的钱越多嘛,它当然也想搞研发啦,可是你政府不给它资金,也没有给它很好的环境,那么它当然就不需要大学生,事实上它是很需要大学生来帮助它开发产品的。
但是在这种环境底下,它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搞外销,我搞外销或者我做一些最基本的、大家都需要的产品比较保险,我如果开发高精尖的,我资金也没有保证,而且政府也没给我任何补贴,他当然不需要,不想做这种事情。
主持人:好的,杰森博士您有什么要补充的。
杰森:我同意刚才陈博士讲的,不过刚才黄先生也谈到一个很有趣的事,确实07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民工荒,南方很多企业找不到工人,事实上这个现象不是说中国哪个产业真的需要很多劳动力,事实上是中国那种极端敲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资已经无法和当时的物价水平取得平衡,农民工稍微算一下就知道,我在外头辛苦一年落不下几个钱来。所以说并不是中国有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事实上那是一种无限制欺诈、敲诈的结果。
因为中共不允许有任何的劳工权益,那国外至少有劳工权益这样的概念摆着,有最低工资在那儿摆着,相对来说,能保证老板和职工在利益上有一个平衡。而在中国那就可以无限制的敲诈,以致当时出现了民工荒。当然现在不是民工荒,民工没钱了,没有工作了,是因为很多企业都倒闭了。
所以就像刚才黄先生说的,大学生就业一直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也同意刚才陈博士谈到的概念,说整个中国就业的问题,其实就因为中国不给企业家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你从税收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企业界有个非常可怕的…中国最大的财政税收是什么,叫增值税,这个增值税就是你一分钱不挣,你只要把货买进来,这个货的价值稍微增加一点,就算这个价值不是在你这儿增加的,它都要收税。
它不像美国,美国收企业税,实际上是从你利润中收的,不赚钱你不用交税。所以说它这种税收机制使得整个企业都不敢运作,一运作就交钱,一运作就交钱,而且中共不可能放弃增值税,中共的税收一大笔是来自增值税,所以,你可以从税收各方面看到中国这个环境不适合于创业,不适合创造就业机会。
陈志飞:我想补充一点,这点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谈起来比较有技术性,可能也比较有意思一些。大家都在谈产业结构,那么中国一说到学校的好坏、学生的好坏呢,大家都好像都有重理轻文之说。
中国为什么培养那么多工程师、科学家呢?在这种环境底下,它为什么不像美国那样,生产多一点法学院的学生、MBA的学生、医药学院的学生?为什么它没有这么多的职业人士呢?因为这种职业人士需要在一个非常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去生存,那么生产工程师这种东西,他比较简单化。因为如果你在中国上法学院的话,你出来以后如果没有很硬的关系,你没有一个好的前途。
而且在中国这个专制底下,它整个经济发展,各个产业之间是不均衡的,它的制造业这块非常大,但是跟制造业相匹配的服务业非常的弱,而且是政府故意让它弱的。因为如果让它们强壮起来话,政府就很难管制,比如像媒体,中共都要去插手,它不可能让它独立运作的,如果独立运作的话,它的政权会受影响。
所以说到底,中共为什么喜欢让外资进来养活人民呢?就是因为它觉得外资安全,外资不会觊觎共产党的政权,外资只要“利”,我把钱给你就完了,富的虽然是你,但是你把我的人养活了,这笔钱我就让你赚,因为赚了以后你也不想要我的政权。可是呢如果我把这笔钱让老百姓赚了,老百姓就会要更多的政治自主权,那么我的统治就会受到威胁。
主持人:好。我们有一位从辛辛那提打来的吴先生,他在线上等很久了。吴先生您好。
吴先生: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陈志飞先生,据中央出台报告,说中国就业这么难,但海归人数却不断上升,今年达到一个高点,我请问就这个问题上怎么解释?
主持人:谢谢吴先生,吴先生指定由陈教授来回答这个问题。
陈志飞:中国海归人士现在的确是一个高峰。有一个调查问今年毕业的最好的美国商学院毕业生,问他们就业情况和前景,在沃顿还有史丹佛大学有1/3的人都要回国,因为美国现在就业情况不是非常有利,大家都知道是比较黯淡。
另外我刚刚也提到了,美国的就业市场其实竞争是最强的,因为它是面对全球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美国也不得不优先照顾本土人士,所以你没有绿卡的话,你在美国发展就非常难。现在纽约当地的公司,原来有很多都提供绿卡服务的,现在这种公司越来越少,因为它要优先照顾美国人。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多毕业生算一算的话,他觉得还是要回去。
我也看到一些报导,有些读MBA或搞金融这方面的发展人士,在中国本身就是在外企工作的,所以他们也可能考虑回去。这是什么征兆?其实这一次全球整个衰退非常严重,那么反过来讲,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更大。对那些人来说可能他们并不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是最好的就业机会,我觉得也有点被迫的意思吧。
杰森:我补充一点,这还有一个“雾中看花美”的那种效果在里头。我有一个朋友,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读完博士他决定要回去,为什么呢,他是单身的,确实在这边找太太有点难了,觉得回去可能机会多一些。另一方面呢在他几年前出国的时候,如果一个月能在上海挣个一两万,生活是很好的,而且他确实也在上海拿到一个这样的职位,更何况这两年看起来中国发展也是蒸蒸是上。
但是回去了大概半年以后呢,他非常后悔,他说,我当时应该在美国努力找工作的。为什么?他看到了中国真正的社会问题,真实的消费水平,真实的就业困难,真实的职场竞争。他说,那时候如果我在美国能对中国有现在的了解,我不会回去的。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决定在这边毕业后回北大去当老师,每两年回来一次,在这边做“后博士研究”。结果还是这样。
事实上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学生,大概是五,六年前,也就是2001、2002年出来的人,当时中国经济真是发展的很快,所以他出国前对中国留下一个非常辉煌的印象。而这么多年呢,这边的媒体…很多人还看中文媒体,而西方媒体也被中国那种现实给谎住了,所以他对中国确实是雾里看花。
在这样情况下,他决定要回国,除了这个潮流外也还有个人的原因,所以纷纷回国,但是回国的人,有多少人真正成功了,有多少人后悔了呢?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数量是满大的。
陈志飞:我再补充一点,也是回答吴先生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海归回去,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中国现在大众留学的现象。在我们留学那个时代,中国是精英留学,你出去以后就读博士,或者是全额奖学金,肯定会在美国待下来,还混的很不错。现在中国老百姓也开始送子女留学,不见得是高官,包括我的亲戚、我朋友认识的,全家把钱攒起来,为什么呢?就为了就业。
中国大学生就业非常难,大学生就业难到如此地步的话,他如果不能把小孩送到美国去,也要送到英国、欧洲去,英国欧洲如果还不行,英文实在不行,也要送到泰国去,哪天说不定就送到越南去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听我周围朋友说起来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因为他们得帮自己家里人办各种各样的服务。你说他从小到大,从区、县到市都是考重点高中、重点中学的,到最后还是找不到工作,只有把小孩送到国外去,这也是被逼的一个办法。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