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蜗居》遭中共当局变相封杀，批评《蜗居》低俗的广电总局官员被线民人肉搜索出在北京郊区有两套豪华别墅，虽然后来发现别墅被“张冠李戴”，但引发线民蚁族群情激愤，埋藏已久的社会情绪一触即发。

《蜗居》展现人生百态
文 ◎ 华明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房价、地价疯狂飙升，买房难是当今中国百姓欲哭无泪的现实。电视剧《蜗居》中的情节，每天都在中国真实上演，无数青春生命如蜗牛般蜷缩在小小躯壳里，在都市中苦苦熬度人生。

仿佛一夜间，“蜗居”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词语。中共官员和二奶的贪婪、开发商和钉子户的对垒、房奴和专业人士的无奈、中年嫉妇的悲哀、一无所有但感情专一的年轻人的绝望……，《蜗居》描述了高房价重压下的人生百态，栩栩如生。

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蜗居》每天都在中国上演。很多人都有过如蜗牛般缩在自己躯壳里，在都市中苦苦熬度人生的经历。

有媒体透露，该剧影射了上海市官员及房产商之间权钱交易的内幕。剧中宋思明的原型是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秦裕；郭海藻的原型则是东方卫视的女主持陈蓉；而开发商陈寺福的原型就是上海房地产大亨周正毅，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权”“色”“钱”的绝佳配合。

房奴的辛酸 机关算尽

“我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冉冉上幼稚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帐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这是《蜗居》女主角郭海萍费尽心机加入“房奴”、成功买房后的一番真实道白，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当今中国都市人的生活窘境。

海萍大学毕业后留在江州（上海），从恋爱、结婚到女儿冉冉出世，在一间老式住房上的十几平米阁楼里，卫生间及厨房和邻居共用，与丈夫苏淳生活了五年，女儿不得不送回老家，妹妹海藻大学毕业至工作前也来客串，搭起布帘挤住在一起。

这种环境促使海萍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可是，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生，在这个偌大城市却找不到自己的化工专业工作，屈从于月薪三千多元的文案工作，为攒钱付房子首期，节衣缩食，天天吃面条；为一块钱，跟丈夫闹得不可开交。

更“残忍”的是，年轻漂亮的海藻也搭了进去，沦为“小三”（第三者），肉体和精神备受折磨。最后，通过妹妹情人的关系，海萍借到房子暂度难关、再借钱买到房子，并找到外快，逐步走出自己的路。

这无疑是大都市中令人倍感“心酸”的一个群体，已不年轻的白领们看上去风风光光买了房子，可背后的“辛苦”又有几人知？他们为买房子背上了沉重包袱，每天不得不这样疲于奔命地生活着。“蜗居”成为都市白领们的心中之痛。

二零零九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房价迅速攀升，甚至创出历史新高，飙升的房价、疯狂的地价显示房地产或存在巨大泡沫。中国社科院近日在北京发布二零一零年中国《经济蓝皮书》指出，85％的中国家庭无能力买房。买房难是如今中国百姓欲哭无泪的现实。

据《法制报》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首批三十岁“八十后”的生存状态并不理想，近五成人无房无车单身，近六成人薪酬不高，近三成人月收入只有一千五百至三千元，恐惧家庭责任。

二奶富贵暂时 痛苦永远

《蜗居》中，郭海藻一心想为姐姐排忧解难，向市委秘书宋思明借钱借房，“欠你钱，我拿肉来偿还”，同时也为自己带来实惠，工作终于稳定下来，高工资低工作量，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海藻觉得“价值”相当，心安理得地周旋在男朋友和情人之间。

可是，或许没想到，海藻是如何伤害了痴情的男朋友小贝，当小贝发现她的不忠，悲痛欲绝而彻夜未归、发高烧晕倒在地，念叨着“我爱你爱到骨子里”时，她才知道自己说的一声“对不起”是多么的轻飘！

而当小贝再次发现她还在保存情人资讯时，愤怒地大喊，“你懂得什么是忠诚！”“我如何再相信你！”时，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海藻放弃了走入正当婚姻为人妻的机会。

从此海藻永远投入已婚官员宋思明的怀抱，从小三升级到二奶，开着宝马，住着别墅，拿着“随意消费”的信用卡和五百万存款的存摺，物质上应有尽有，奢侈豪华。不过，独缺一份“真爱”和社会的“尊重”。

可悲的是，有调查说，八十后很多女大学生甚至希望能像海藻一样，遇到宋思明这样“有情有义”的贪官，当小三或二奶来担保自己的物质生活和未来前程。也有评论说，每个女生心里都有个“宋思明”，带给你所想要的一切。

但情妇没有好下场，古今皆然。在宋思明贪污受贿一案事发后，海藻肚内的孩子被宋太太踢掉，宋思明念及海藻和孩子，在警车追捕中车祸身亡，海藻人财两空，此时更是怀念感情专一、情意浓浓的小贝。

当今中国，贪官身后的情妇成群成为一大特色。据《南方人物周刊》去年十一月的调查报告，一九九八至二零零八年有四十一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其中三十六名拥有情妇，占近88％。高官平均案发年龄近六十三岁，与情妇最大年龄差距为三十余岁。

贪官和情妇之间，看似情投意合，卿卿我我，实则不然。贪官占有情妇的青春美貌，而情妇则指望贪官的权势，互相利用，岂有真情实意可言？

情妇们一旦色衰姿褪，或知情太多，必遭贪官嫌忌。如济南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以爆炸手段炸死情妇柳海平；原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分局副局长梁冠中将情妇分尸灭迹等，都十分残忍。也有与贪官沆瀣一气，参与犯罪而被法律制裁。像成克杰的情妇李平被判处无期徒刑；湖南的副厅级情妇蒋艳平被判处死刑。

“寡妇村”大奶的嫉恨

不过，这些贪官也维持着家庭，左右逢源。《蜗居》中宋思明一边让二奶应有尽有，一边为遮人耳目，置自己的家低调简朴，宋太太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养育女儿，活脱一个“保姆”。

宋太太的遭遇让众多中年妇女看到自己不堪的命运：丈夫发迹，自己就沦为苦守空房的“活寡妇”。“精心培植的西瓜，收割时却被别人摘取了！”《蜗居》激起中年怨妇们的“集体嫉恨”。

《南方人物周刊》的调查报告说，一位来自中西部的高官妻子，虽年已五十，但一副江南女性温婉柔和的模样。她说自己所在的政府大院，如同一个寡妇村，平日几乎没有男人在家。

“夫人们在一起议论，发现离家最长的一个官员已长达八个月未回家睡觉。”她说。上海社保案被揭发时，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夫人为主要中心的“夫人俱乐部”，形成独特圈子，并与腐败力量利益共沾。官方针对陈良宇的通报也称，“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曾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有一人曾三次堕胎。”

这个市政府大院被公务员们称为“寡妇村”，而丈夫最大的“恩惠”就是为已被岁月磨成“黄脸婆”的妻子保留“名分”。

有些高官索性把妻子儿女送往国外，自己独自在国内当“裸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妻儿早在他大权独揽时，二零零二年就已移民加拿大。一位新华社记者说，庞家钰这种不惜“全裸做官”抛妻别子、出现有悖伦理行为，“越堕落越决绝”，已成为官场“亚文化”。

据中组部调查，几年来中共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一共一百零八万人，移民出去的高干子弟家属生活奢侈，用现金买房、买豪宅、买跑车根本不用贷款。

“呼风唤雨” 贪官的疯狂

可以说，《蜗居》中的市委宋秘书是个“呼风唤雨”的成功男人，只要他想，就没有得不到的东西。他把所有人都当做自己“棋盘上的棋子”，运筹帷幄。

宋思明无非是领导的一个秘书，如何有这般能耐？在当今中国，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无非是凭藉手中那点权力，这无所不能的权力赋予他耀眼的光环。为得到郭海藻，他控制着海藻老板、开发商陈寺福，以权换色及换钱。而陈寺福则供着海藻，以色换项目。

绝对权力变成贪官们渔色捞钱的绝对资本。在陈良宇案中，据中纪委驻上海工作组向中南海提交的《关于上海调查工作》第四份报告披露，陈良宇风流腐化，共有情妇十一名，并有匿名帐户五十三个，金额近三亿元；而上海市各级干部用假名在银行开设一千三百二十二个帐户，共有金额九百八十六亿余元。

该报告指：零六年七一前夕，陈良宇在组织生活会上说：“中央查上海经济，我可以去打高尔夫；中央要查个人生活作风，我看常委没有一半也有三分之一要先查一查！”

在中国，贪官玩弄女性似乎见怪不怪。创百名情妇纪录的贪官，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在铁柜里锁了两百三十六个卖淫女的毛发；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包养一百四十多个情妇；林龙飞，福建省周宁县县委书记，人称“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从一九八九年至二零零一年七月的十二年中，与除老婆之外的一百零七个女人有染。他不但长期包养情妇，而且嫖娼成性，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

江苏厅级处长、供销社主任周秀德任职十二年间，贪污受贿近千万，玩弄妇女上百人，还每每记下艳史，将偷情通奸的对象、时间、地点、感受等详记入十四本“性日记”。如此寡廉鲜耻，被职工们称为“台上衣冠楚楚，台下衣冠禽兽”。

拆迁户绝望 维权抗争

《蜗居》里另一条主线是开发商和钉子户的对垒。李老太被形容为“老江湖”，十几平米的房子要换一百平米的单元，开发商陈寺福说：“都说我无赖，还有比我更无赖的！”似乎谁看都觉得老太太过于贪了。

孰不知，李老太原有整条街的房子，自共产党来后，房产被无端剥夺了。或许半个世纪以来，老太耿耿于怀，终于有个机会可以“讨价还价”了。

实际上，很多拆迁户还羡慕李老太一家的结局，她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儿孙换来了一套三房一厅并装修好的住房。可是，中国绝大多数拆迁户们，有这样幸运吗？他们的结局比李老太一家悲惨得多。

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北坞村居民席新柱因抗议强拆，往自己身上喷洒汽油，面部及手臂等处被烧伤，但他的房子仍被拆倒。此前，他和村民于新贵还遭不明人士暴打，全身多处骨折，至今伤痕累累。村民的门窗不时被砸毁，院子里被扔砖头，甚至断水、断电、断电话线等。

此前一个月，十一月十三日，四川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为阻止政府暴力拆迁，点燃汽油自焚，终因伤势过重含冤死亡。成都地方政府将此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唐福珍的十多名亲人或受伤住院、或被刑事拘留。她的三层小楼也被冠以“违法建筑”而夷为平地。

上海市闵行区居民潘蓉有一栋四百八十平米的四层小楼，市场交易价格高达每平米一万五千多元。但政府只给拆迁补偿六十七点三万元。面对强拆队，潘蓉用燃烧瓶抵抗暴力拆迁。抵抗几小时后，房屋最终被推平。潘蓉的丈夫张其龙也被判妨碍公务罪。

香港居民沈婷自父母在上海静安区“东八块”的祖屋于二零零三年被开发商强制征收后，开始踏上维权抗争之路，虽然多次面对来自中共黑势力上海帮的恐吓、威逼，甚至死亡威胁，但依然担当“中国冤民大同盟”的负责人，号召中国冤民站起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

给“纪委”画像 “黑打黑”？

在《蜗居》中，稽查贪官的中共纪委官员们，在阴暗的场景里，半明半暗的灯光打在脸上，在角落里偷录，似乎无法与主持正义的侠士连在一起，倒是让人回忆起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特务时代、明朝的“东厂”“西厂”。

据报导，二零零九年，中国官场上有十五名涉及贪污而中箭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横跨金融、人大、政协、行政各个系统，其中不乏前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前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这些先前“口碑甚好”及“打黑尖兵”的政法干部。

陈绍基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二年担任广东省政法委书记长达九年，“战功显赫”。二零零一年八月，陈绍基手下的广东公安机关因在七十小时内成功侦破绑架澳门商人何荣标、勒索八千万元的特大案件，被授予“打黑尖兵”的称号。

这些纪委及政法干部如何抓贪官，如何打黑，人们并不清楚内幕，但最近重庆打黑引起的巨大争议，全国瞩目。有分析家质疑，“重庆真打黑”，还是“律师真造假”？

薄熙来近期在重庆“轰轰烈烈”的打黑，上千人落网，当这一大批涉黑案件即将进入司法程序之际，为涉黑商人辩护的北京律师李庄，却被自己当事人龚刚模检举，因涉嫌伪造证据罪而被抓捕。

据报导，李庄为京城的名律师，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康达律师所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排名前十，主任傅洋是已故中共元老彭真之子，副主任是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之子郑小虎，另一副主任是原全国人大副主任林星玉之子林枫。重庆警方如何敢抓李庄？外界认为是获得了薄熙来的支持，此举牵动着高层的派系斗争。

姜维平表示，李庄等京城律师下重庆，为一些黑老大做辩护，不仅为了金钱，还有更深的政治背景，所以薄熙来才机关算尽，大动干戈，先偷录了李庄和龚刚模的会见实况，接着做通了担心判死的犯罪嫌疑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主动检举揭发李庄律师并拘捕了他，这是薄熙来在大连惯用的“借刀杀人”的办法，然后又利用媒体大造舆论，先争取民众的支持，给胡锦涛和习近平造成压力，再由此恐吓其他律师，以达到叫他们闭嘴，把反对派通通送进监狱，自已以“党内民主”做阶梯，达到东山再起的目的。

由此看来，这些中国的所谓“精英”阶层，却上演着一个“谁比谁更黑”的闹剧。姜维平表示，重庆打黑，越打越黑，说明了胡锦涛为首的中央集权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进入了“准”军阀割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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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下蚁族的绝望
文 ◎ 严华慧

“我们高智，但怀才不遇；我们努力，却总得不到赏识；我们上进，总找不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艰难跋涉中的“蚁族”弥散着浓重的失落和被社会边缘化的恐慌。散尽家财、寒窗苦读的平民子弟大学毕业后前途何在？

“蜗居族”尚有狭小但独立的住房，而年轻学子们还可能处境更惨——“蚁居”。近期也爆红全国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确切地描述了大学毕业生们的困窘，他们像蚂蚁一样在城市郊区过着群居生活，几个人租一间狭小房间，每个床位月租约三百元，每天挤几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月薪一千多元。

他们多出身于农村，没有父母的社会关系作为后盾：“我们高智，但怀才不遇；我们努力，却总得不到赏识；我们上进，总找不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艰难跋涉中的“蚁族”弥散着浓重的失落和被社会边缘化的恐慌。

他们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前途渺茫。

身为典型八十后的《蚁族》作者、北京大学博士后及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廉思看到《蜗居》后感慨万千。在他看来，《蜗居》无疑是对《蚁族》一书的影像诠释，也是现在大部份大学毕业生真实的生存状态。

大学生们的绝望

“看了《蜗居》，大学生们绝望地哭了。”有网友说：“一口气看完了，无语，无奈，无声，无息，真实再现了八十后的生存状态。”

王瑶最近为工作的事苦恼，投简历、买正装、跑宣讲会、参加笔试面试……折腾了好几个月，但还是没能弄到一个offer（聘书）。

而与此同时，同样在找工作的室友李琳却像保研生一样过上了“猪一样的生活”。李琳大三暑假时去一家单位实习，业务上遇到问题时常向部门主任请教，而主任也总是十分热情地关心指点她。实习结束后，两人男女朋友关系正式公开，李琳的工作也就顺理成章解决了。

说起李琳的恋情，王瑶的语气有点不忿：“他俩跟《蜗居》里演得一模一样！”但王瑶又隐隐有点羡慕她：“社会就是这么现实，名牌大学毕业又怎么样？在偌大的城市中连一粒沙都不如。”

全国“蚁族”至少七百万

这些由农村考入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在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留在学校所在城市者，据复旦大学谢百三教授说，大致在九成以上。

《蚁族》作者廉思对这一群体进行过两年调查，他披露，在北京郊区唐家岭与小月河等处，住着约十万之众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年龄集中在二十二至二十九岁之间，月平均收入低于两千元，主要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

这些人大多是高频率地变化工作，有的处于半失业状态；为了节省住宿开支，不得不数人合租房屋，甚至男女合住。他们这个年龄段正是性需求旺盛期，但是性行为的环境极差，有时一帘之隔就是两对情侣各行其事。

“十万之众”由于居住拥挤，每天忙碌但收入奇低，被称为“蚁族”。据中国教育部估计，二零零九年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从前一年的70％陡降至35.6％，但加星号者的数字与实践情况差别很大。没有找到工作，但户口挂靠在人才中心的，也被教育部算成了已就业，网民戏称：被就业。

据《争鸣》杂志日前报导，二零零九年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得到相对稳定工作的只有三百万人，陷入“蚁族”状态至少有五百万人。

较为严谨的观点认为：如果将“北京机会多”这样的因素扩展，即全国一线城市均纳入考虑范围，“蚁族”人数不少于六百万；如果再将“群居”因素放松，那么以低收入、半失业常发生为指标来看，全国“蚁族”至少有七百万人。

“蚁族”都是平民子弟

据调查，“蚁族”群体中，绝大多数是县城居民及农村家庭的孩子，其中农村孩子占60％以上。简单说：他们都是平民子弟。

一位学生在回答自己为何毕业后不回老家时说，他学的专业是国际金融、电脑编程，如果回到县城，连做个农民的能力都没有了。

“蚁族”无城市户口、无固定单位、无固定工资、无三险一金，基本上城里人能享有的福利他们都没有。

网友mqk对于“蚁族”现象评论说：“太可怜了，四年大学生涯，花去了爸妈的一生积蓄，工作前途渺茫，浑浑噩噩过三十而立的年纪，一事无成，再拖下去，一辈子过去，这就是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轨迹，可怜这一代的孩子们啊！”

“蚁族”们大多有自己的梦想，比如希望在三年内有车，五年内有房等。尽管这些梦想是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撑，但按目前的情况来看，能够圆梦并搬离聚居村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这些人也难以找到专业工作，电子资讯专业学生当“店小二”、旅游服务专业学生“卖保险”。简单地说：学非所用、用不对口，是“蚁族”最显著特征之一。

“就业就是比爹”

虽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年轻人参加高考，只要能考高分，就能够被一所好大学录取。但毕业后，要找到一个好工作，在目前中国这样的社会里，没有门道，没有后门，没有人脉，再有才能，恐怕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中国权威的教育资料谘询公司麦可思（MyCOS）的一份调查显示，城里的学生比农村的学生好就业，在最难就业的大学生中来自边远农村与老少边穷地区者相对比较多。第一财经频道《头脑风暴》节目主持人袁岳坦承：就业就是比爹。

该调查说，无论在哪类高校，农民与农民工的子女的录取高考均分是最高的，在分数上还不能与社会其他阶层公平竞争。这说明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双重弱势，即教育资源与高校录取的弱势。

“通过亲朋好友得到招聘资讯”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企业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家庭的毕业生求职成功的最主要渠道。而农民、农民工、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家庭的毕业生都是通过“参加大学组织的招聘会”来找到工作。

平民子弟身份与各层权贵子弟在就业机会方面的天壤之别，让“蚁族”倍感社会不公带来的屈辱。比如，国有银行与邮政、电信、保险等单位的“线上招工”，无一例外地拒绝非家属子弟参加考试。

求职难 前所未有

在校方举办的招聘会上，竞争都十分激烈。十一月二十八日，天津举行招聘会，岗位少、要求高，甚至幼稚园和小学明确表示只招硕士研究生。一位应届毕业生称：现场竞争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今年，大学生甚至跟民工抢饭碗，工资比民工还低。河南郑州的一位大学生母亲郑利对美国之音说，她儿子去年毕业。他一个宿舍的八个人中，到现在大部份人都在打零工。

郑利在谈到一个贫困生现况时既心疼，又无奈。她说：“上学时他贷了三万多块钱，现在还没还上。他工资有一千两百多块。这还是最好的呢。因毕业证没拿到，所以每个月要还贷七八百块钱。现在他和几个朋友在市郊区租一个破房子，月租两、三百。孩子们都非常、非常地苦。”而南方民工现在的月工资都达一千五百元。

最近，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创历史纪录：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一百三十五万，去年八十万，而二零零三年只有八点七万人。更惊人的是，对于最热门职位，四千多人争一个职位。

去年新华网十二月二十七日报导，到十月底，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3％。但这个资料很难为民众接受。社会普遍反映，大学生现在已沦落到民工都不如的境地。如果说前几年，大学生还在挑拣工作是不是对口，工资是不是满意，现在大多数大学生只要有个能糊口的工作就行。

近来，不少地方还出现大学生“零工资就业”现象。去年五月二十四日，贵阳市一家科技公司负责招聘的曾先生表示：“有个求职者主动表示愿意三个月不拿工资”，生活费“我爸妈会管我的。”

同时，也有一些用人单位打着“零工资”的要求招聘员工。今年三月，在广州举行的一场招聘会上，深圳某研究院明确声称“零工资”：招一百五十名学士和硕士作为“储备干部”，待遇是提供生活补贴，但没有工资。

贫穷大学生的凄苦

“蜗居”“蚁族”“啃老族”“被就业”……大学生就业似乎越来越难，“天之骄子”们感到“越来越迷茫”。

广州某高校女生阿玫（化名），天生丽质，大二上学期当了大款的情妇。阿玫来自单亲家庭，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没有什么固定职业，长期以来靠给人做临时工供她上学，活得很辛苦。上大学后，母亲拚死拚活挣来的钱只够交学费，她只能靠自己做兼职，解决日常开销。

一次，她在当某产品的形象小姐时，碰到了现在的“老板”，比她大二十几岁已婚的曾某。在交往过程中，她深深体会到有钱的好处。虽然不爱曾某，但她向往那种无忧无虑的优裕生活，母亲的经历让她深深体会到，一个女人要自立是多么艰难。阿玫说，残缺的家庭、艰苦的生活让她活得很现实。

程明（化名）来自山区，家里很穷，父母四处借钱供她上大学。后来程明认识了一位当“二奶”的同乡学姐，当即和一个男的签了三年合同，做“周末情人”，得到二十万元，并有了一切日常费用。

程明说，她痛恨贫穷，更害怕贫穷，当时她只想尽快摆脱贫困，拿到钱后，她就按月给家里寄生活费，骗家里自己找到一份兼职。但她无法在同学面前坦然处之，搬出去租房住，过得很孤独。虽然现在是一家外资公司的白领，但她觉得不能真正抬头做人，十分后悔。

“知识难改变命运”，这是上海海事大学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一天的哀叹。十一月二十六日，她在宿舍卫生间用毛巾上吊自杀。杨元元是湖北宜昌人，六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生活贫困而艰难。有网帖指，校方强行撵走借住在女儿宿舍里的杨元元母亲，导致杨元元精神崩溃。

大学生前途何在？

中国大学生的生活就业如此艰难，大学生“过剩”吗？据二零零五年大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大陆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18％，只及发达国家平均数的四分之一。发达国家从事制造业的高级技术人才高达40％以上，而大陆大学生的比例只有4％左右，相差十倍。

《华尔街日报》日前也提出令人费解的问题：中国还未进入知识时代，大学生就被经济浪潮甩在了身后，这个群体的路在哪里？

美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中国如果真的经济起飞，走正常工业化道路，大学生会供不应求，但事实正相反。中国大部份高科技产业是来件组合，只需要工人装配，以及帮外国主管解释图纸的技术员，结果无论是高科技企业、技术密集性企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工程师都没有用武之地。

中国大陆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形象地讽刺了中国社会和官场的现状。“富了投机倒把的，提了吹牛拍马的，树了弄虚作假的，苦了奉公守法的。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苦了当牛做马的，整了单枪匹马的”。

新毕业的大学生，空怀一腔豪情壮志，到了这样的社会，过不了多长时间，或者被淘汰，或者同流合污。

而《蜗居》的警示似乎是，如果想要生活好，男的需要当贪官，女的当二奶，老老实实工作可能没有前途，难以摆脱“蜗居”和“蚁族”。可是，即便当了贪官，还有更大的贪官拿捏着，一不小心就可能翻船。而当二奶，一旦被大奶发现，好日子也到头了，“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

究竟茹苦含辛而读书成材的大学生，前途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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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 遭禁 蚁族愤怒
文 ◎ 季达

批评电视剧《蜗居》低俗的中国广电总局官员李盛京，被线民人肉搜索出在北京郊区有两套豪华别墅，引发线民蚁族群情激愤。而这种共鸣，很可能成为矛头针对中共当局的社会大爆发，正是中国当局所惧怕。

刚刚过去的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中旬，正在中国多个地方热播并引起大陆民众强烈共鸣的电视剧集《蜗居》，被中国广电总局官员李盛京批评为低俗，随后更传出遭广电总局喊停的消息，部份城市停播或召回《蜗居》重审。

不过，广电总局电视剧部另一官员王卫平却否认“封杀”的说法，他澄清说该电视剧收到批评，并没有禁止播出，而是需要“修改”。对广电总局官员言论，大陆线民们反应热烈，狂轰当局打压《蜗居》。

《蜗居》重审 遭删改

随后在地方电视台播出的版本是经过广电总局重新审批的，“露骨”台词已经被删节。

中国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管理司司长李盛京，日前在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制片委员会二零零九年度会议上，批评电视剧《蜗居》是“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社会影响低俗、负面。并宣布，从明年开始，各省卫视播出电视剧的时长将被限制在整体节目时长的40％以内。

李盛京此番言论，让民众质疑官方变相正式对该剧下“封杀”令。据报导，北京台青少年频道本该在上月二十二日二十二点播出的《蜗居》突然停播，被另一部电视剧取而代之。但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王卫平却否认此说法，称“这应该属于台里的正常调整。”

不过，正在播出《蜗居》的东方卫视总编室张彬说，现在频道播出的是三十三集的版本，是重新送审了的，和网络上流传的DVD版本以及地面频道播出的版本都不一样。他表示，那些“露骨”台词在他们的版本中都已经被删节，所以东方卫视的版本时间比此前的略短。

李盛京批评《蜗居》的言论亦立即遭到民众狂轰。大陆线民们在新闻跟帖或自己的博客中纷纷留言评论。

蚁族炮轰当局“封杀”

有线民说：“广电总局的决定无疑是粉饰太平，以低俗的藉口封杀这样一部反映社会现实，揭露官场腐败的优秀电视剧，说白了其实就是害怕自己的腐败行为被揭露。”

另有线民说：“不敢面对现实的人，才低俗、萎缩！这部片子很好，很写实，触动了某些人的私处，让他们坐立不安，居然要封杀……怒不可遏！”

有民众李先生坦言，《蜗居》之所以引起百姓的共鸣，那是因为太贴近现实生活。

“《蜗居》是一部非常好的电视剧，非常真实，对白精彩，针砭时弊言语犀利，分析社会现象透辟入理。”

“有些人就忍受不了真话。其实，这个剧情很贴近实际的。”

一网民为“圣疏”线民在其博客中表示，今早打开网页看到李盛京批评《蜗居》这条新闻，有种作呕的感觉。凡是看过《蜗居》的人都有一个反应，那就是真实。这种真实是豪不夸张的真实，每一个在城市里打拚的外来人，尤其是在上海现在过着或曾经过着蜗居生活的人都会对此深有感触，每一个人都会从这部电视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现在对于它的批判质疑甚至禁播，反应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有些人怕了，怕有人会警醒，怕会因此而点燃一种埋藏已久的社会情绪。”

“（广电局官员）此番出来表态，已经不光是利用电视媒体进行隐性的精神阉割了，而是将一种不知廉耻的叫嚣放到台面上来堂而皇之的自欺欺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把老百姓都当成傻子了？”

一篇来自太湖明珠网评论指，广电局官员这个批评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有线民直接指出，因《蜗居》剌中官场的“私隐”，所以当局出来批。“我只想说《蜗居》表达的社会现实还只是冰山一角。现实比这个还更可怕！”

随后，广电总局的李盛京被线民人肉搜索出在北京郊区有两套豪华别墅，其针对《蜗居》电视剧的言论更加引起了民众的愤怒。虽然后来发现别墅被“张冠李戴”，但李盛京一番背离民意的话立即招来大波澜。

事实上，中国当局担心的，正是线民蚁族们的这种共鸣。因为，目前中国大陆人所共知的现实，一旦由某种因素点燃引导，很可能便成为矛头针对中共当局的社会大爆发。这一点，拥有两套别墅的李盛京，以及拥有二十九套住宅的上海浦东外高桥区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们，是心知肚明的。◇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55期“封面故事”栏目（2010/01/07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