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生私底下表示，学校不让他们议论这件事情，并禁止目击者向记者透露详情。“学校知道后肯定会对说的学生做出处分的，谁都会害怕，所以学校里的目击者都只能什么也不说。”

平心而论，事故发生后，学校对于此事的处理还是相当积极的。不仅将伤者转到当地最好的骨伤医院，并安排老师和同学排班护理，而且还在校园贴出了海报，提醒学生注意安全。不过，对于肇事者，校方不仅没有发表任何一个谴责性的、要求警方严惩肇事者的声明，而且还禁止师生接受采访。为了死去的花季女孩的权益，校方如此行事难以让人理解。

以我之心度之，这背后一定有隐情吧。不难想像在事故发生后，“李衙内”的父亲是如何托人与学校有关部门联系上的，如何协商处理的，如何商量把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自然，对于校方而言，就是要平息舆论，并以暗示性的“威胁”不让目击学生出来作证，因为一旦有人站出来指证“李衙内”并非交通肇事而是交通肇事逃逸，甚至可能是故意撞人，“李衙内”和他父亲的日子都会不好过了吧。此时的校方是在维护自家学生的权益，还是想保护“李衙内”？

然而，校方如此作为难道不曾考虑到后果吗？作为培养学生的高等学府，教学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在人格上得到完善吗？不是让学生懂得何为良知、正义吗？而校方此番却罔顾良知、正义，不谴责肇事者，反而下达“缄口令”，不让有罪之人得到应有的惩处，这让莘莘学子怎么看？这就是他们曾经向往的大学？而经历此事的年轻的学生，还能期望他们在走入社会后，秉持良知和正义吗？难道从现在开始，就要他们学会明哲保身？

令人悲哀的是，在中国，不独河北大学，可以说所有的大学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选择下达“缄口令”，选择与政府同步调的措施。曾经有北大的学生被逼跳了楼，曾经复旦爆出了“抄袭门”……，结果学生的帖子被删，相关人员被要求不得接受采访。

而二十年前“六四”学生运动后的高校，特别在北大和清华，更是充满了“血雨腥风”。“六四”以后进入这两所大学的学生，都要接受“政治审查”；审查通过后，则要接受长达一年的通过军训、学校文件等方式的“洗脑”。一些涉嫌自由化的教师也被剥夺了导师资格，乃至讲课的权利。

这就是当今中国大学为了与政府协调一致的“保护”学生的方式，说到底无非是配合当局，配合权势。这就是当今中国大学官僚化的结果，这就是当今大学独立精神沦丧的表现，这样的大学又能得到多少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

想起了民国时期的那些大学校长们，他们才是真正地将学生视为自己的孩子而想方设法的保护，维护他们的权益，无论他们所要面对的是怎样凶神恶煞的人物。

当自己的学生因为参加反日游行示威被抓时，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对聚集的学生说道：“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当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时，蔡元培在大专院校校长会议上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并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经过四处奔走，迫于舆论压力，所有被捕学生都被释放。

1945年12月，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了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而这样的校长，这样的学校，怎能不让学生铭记一生？看看民国学子们撰写的回忆文章，里面充溢的是自豪，是对母校的崇敬。可今日中国还有哪一所大学可以让如此多的学生为之自豪？而今日大学的沦丧罪责又在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