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文革期间，《人民日报》于1968年12月22日报导甘肃会宁县部份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条在当时引起轰动的新闻“文革”后经查证不实。1976年，天安门爆发“四五”运动，《人民日报》炮制了通讯《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制造革命群众的所谓“罪证”。事后查明，其中有的内容纯属捏造，有的则是移花接木，但在当时却成为给事件定性的主要根据。

《人民日报》造假的新闻当然不只上述几例，而能说出“《人民日报》62年无假新闻”，只能证明邓亚萍或者是对于中国现当代史过于无知，在中共的有意洗脑下，接受了谎言；或者是因为“忠诚”于党，所以宁可睁眼说瞎话。不知62年的《人民日报》，邓亚萍究竟看了多少？

以己之心忖度，我更宁愿相信是邓亚萍的无知导致了她的“坦率”。因为在邓亚萍的成长过程中，应该是没有接受过什么系统的人文教育。前期大部份时间用于训练，学习的时间当然不多，自然对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十分可怜；后期虽然先后进入国内外的著名学府深造，并拿到了剑桥的博士，但除了感觉其在语言方面有质的飞跃外，对其它方面的了解，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依旧不多，而那有限的了解或许都来自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党的“喉舌”吧。

而且，在党的精心“培养”下，“党永远是正确的，因此党的喉舌也是永远正确的”观念业已在邓亚萍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使其因此无条件地选择服从并为其宣传。

如果是这样，对于她的大胆言论，我只能说她的态度是真诚的，但业已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她可以不相信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乃至镇压法轮功中，《人民日报》上刊载的一个又一个谎言，但这恰恰证明了她某些能力的缺失。她就如同那个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孩一般，双眼已被谎言彻底蒙蔽。

当年，那个女孩所选的论文选题是分析中国1950年的《人民日报》。她认真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世界都震惊的结论：中国1950年的报纸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自然她的论文未获通过，论文答辩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这位学生连分辨事实的能力都没有，因此不具备任何研究能力。”邓亚萍又何尝不是丧失了分辨事实的能力？

但是，以邓亚萍丰富的经历而言，我不相信她从没有听过任何关于《人民日报》和中共的负面言论，至少作为申奥成员的她应该知道为何在西方国家传递火炬时屡屡遭到抗议，为何国际上批评中国人权的声音屡禁不止。如果是这样，那邓亚萍的言论就不免让人怀疑其所言不过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为党的利益进行宣传而已；就如同诸多善耍两面嘴脸的中共官员一般，即便她明明知道是假的，但为了自己的前程，也不惜说谎。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当有学生问道“人民搜索究竟是为党搜索还是为人民搜索”时，邓亚萍没有作答。而这更加表明，即便站在真相面前，她依然没有分辨真假、善恶的能力。

或许我们有理由怀疑，那个曾经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堂堂正正夺得世界冠军的邓亚萍，如今在为官之路上，业已失去了真诚，而自觉地变成了党的传声筒。是谁将她变成了这样的人？不可否认，正是她为之服务奉献的党。党需要这样的“名人”为自己宣传，而“名人”也需要靠党的力量来实现“个人的价值最大化”。

只是邓亚萍是否意识到了：这样的“互利合作”不仅意味着出卖自己的良心，也意味着要背弃做人的准则。不妨想一想，一个依靠没有良心、背弃做人准则的人支撑的政党可以持续多久？一个身陷这样的政党中的丧失道德的人结局会怎样？历史又将会如何评价？

北大知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武汉大学的一次讲座上曾经说过，人说话应该有底线，这些底线依此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则应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则不应伤害他人。钱先生补充说，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若这种假话并未伤害他人，可成为奴隶，值得同情；但若伤害他人，则只能做奴才，不可原谅。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