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最高法与最高检9日提出网民发布“毁谤性”内容并吸引至少5000点击量或被转发500次,将面临监禁。该解释遭到海内外司法界人士及媒体的质疑和强烈反弹。
《华尔街日报》:法律是恶棍挥舞的棒子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 联合发布的新的司法解释给北京长期控制网络舆论的努力提供了另一种法律基础。根据周一发布的中共两高司法解释,如果网民制造毁谤性内容并吸引至少5000 个点击量或被转发500次,他们将面临诋毁指控——可能三年监禁或剥夺政治权利。
律师批评新的规定过于宽泛,企图阻遏对政府的批评。律师梁翔鹭写道,“法律不是真正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反而它总是一群恶棍挥舞的棒子。”
另外一个律师王克生,好奇新的规则将如何影响罗昌平,他的举报帖子导致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被撤职和调查。
官方新华社引述最高检察院发言人的话说,新的司法解释不是为了阻遏网民曝光官员不法行为。
宣传当局对于社交媒体的蔓延已经越来越不安,特别是微博,它已经挑战了国家媒体先前对信息传播的主导。
最近几个月,政府已经加强管理网络活动的努力,以传播谣言为名拘捕了几十人,并警告大V小心说话。
许多批评周一的司法解释的帖子被迅速删除。
两高司法解释“违反了刑事法的原则”
大陆敢言媒体《南方周末》挑战当局对网上言论使用挑衅和煽动的指控。它指出,该刑事指控适用于在实体公共场所造成的负面后果,而不是网络空间。
它还指出,诋毁属于民事诉讼,而不是刑事起诉,除非诋毁陈述“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
通过把刑事指控扩大到网络活动,新的司法解释“违反了刑事法的原则。”北京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徐昕说。
网络上对于新的司法解释的幽默层出不穷。有人说,“如果你爱某人,转发他。如果你恨某人,也转发他。”
美联社:把刑事起诉门槛降到历史最低
美联社报导说,网络和社交媒体给中国公众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发声并分享信息的场所。许多中国名人——从流行明星和学者到商业大亨——都有众多的网络追随者,其中一些人呼吁关注社会不公正和质疑政府政策。
北京以打击网络谣言为幌子收紧了对于网络言论的控制。
全 国的警察已经抓捕了数百个网民并指控他们“传播网络谣言”。在一个案件当中,一名中国中部的记者被拘捕,在他指控一名高管渎职之后。在另外一个案件当中, 一个南方的男子被拘捕,在他说一群革命先烈实际上是一群恃强凌弱的土匪之后。在中国东部,一个男子被拘捕,他在微博上报导一起撞车事故的死亡人数为16个 之后,官方称实际的死亡人数为10个。
批评者说,新的规定扩大了起诉的范围以遏制言论自由。
复旦大学法学教授谢友平说,这个规定危险的降低了刑事起诉的门槛。“刑法应该是一把不应该轻易落下的高悬的剑。现在它可以随时落下。”谢友平说。
谢友平说,这把刑事起诉的标准降到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低点。
一些微博主建议微博提供商提供一个选项,限制转发次数少于500。
《纽约时报》公众对党媒的不信任是如此顽强 舆论领袖影响越来越大
《纽 约时报》报导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客座教授萧强认为,当局最近肃清网络谣言的行动将持续至少几个月。“其他大V(网络名人)的帐号也将以这样那 样的方式被打击。”他说,共产党领导人“担忧他们在互联网上失去对舆论的控制。这一轮打击将更加猛烈。目标将是更加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公众人物。”
观察者说,这场抓捕大V,肃清网络“谣言”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人逆转挑战一党统治自由思想传播的努力的一部份。但是批评者甚至一些打压的支持者说,公众对党媒的不信任是如此顽强以致于互联网上更多独立的声音将作为许多人的信息来源和思想来源生存下来。
“你可以恐吓人民一时,那些领导的声音将降低一些。”萧强说。“但是它不意味着政府在人民当中赢得真正的信誉。”
微博的崛起给予著名评论员一个强大的和潜在有利可图的平台。他们的影响范围是广泛的。新浪微博列出了347个用户——其中一些是团体——拥有超过5百万注册粉丝。前五名每人拥有超过5000万粉丝。
大V微博的关注可以把一个本来寂寂无名的事件——一个村庄的土地纷争,一条河流的污染泄漏——变成一个全国热切讨论和政府头痛的话题。他们评论的语气从认真的愤怒到引经据典的讽刺挖苦。
“他们一些人变得比某些国家媒体更加有影响力。”Sinocism通讯出版者以及《纽约时报》DealBook专栏作家Bill Bishop说。“微博如此快速。其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如此大大超过报纸甚至电视。”
共产党有理由担忧互联网可能逃离它的控制,尽管它的严厉审查,专家说。萧强说他的研究显示,微博上的舆论领袖已经越来越政治化并且倾向于拥有跟共产党正统思想相悖的自由观点。
网络大V,中国小说家慕容雪村,真名郝群,说当局的打压是为了打破网上志同道合的人们组成的网络,他们的思想可能挑战共产党。
“他们希望切断这些关系并让微博上的关系雾化,就像在中国社会里面的那种关系一样,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孤立的原子。”郝群说。五月份,他的新浪微博帐号被删除。“我创造了许多敏感词汇。”他说。
中国互联网之前也经历过深刻的寒流。2011年,共产党开始打压异议人士,担忧阿拉伯之春将激励中国的抗议。那一年的七月份,致死性高铁事故激起互联网上潮水般的愤怒,削弱了控制。专家说,一个出乎意外的事件或丑闻可能再次将互联网卷回激烈的争议。
“我不认为这些恐吓策略将有效。” 杂志出版商洪晃说。“人们将闭嘴一个月。然后他们将卷土重来。也许不是同样的人,但是是另一群人。”
彭博社:惩罚人民的工具 但这不能持续长久
彭博社报导说,在一个所有的报纸,电视台和电台都是国营的国家,社交媒体包括新浪微博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用来曝光腐败和不法行为的平台。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商不是政府所有。截至六月末,中国拥有5.91亿网络用户。
中共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五月份被撤职,在一名中国记者在微博上指控他进行不当商业交易之后。另一个官员杨达才因为腐败被判14年监禁,在网民从照片上看到他戴名贵手表之后。
专门代理诽谤案件和新闻自由的北京维权律师浦志强说,“当局未来可能选择性使用这个工具来惩罚人们。”“但是这不能持续长久。比如,如果你逮捕所有的传播谣言的人们,你会有一个足够大的监狱来容纳所有人吗?”
官媒“谣言”错误不受处罚
《洛杉矶时报》报导说,中共多年来一直打击谣言,但是这是首次针对诋毁和煽动不稳定的现有法律被正式扩展到互联网上。
在中共制度下,一个司法解释相当于最高法院裁决并且具有相当大的份量。这个规定立刻吸引了言论自由倡导者的关注,他们一直担忧最近一波对大V的逮捕。
中共审查者常规性的删除他们视为冒犯或敏感的内容——那些批评共产党或领导人或者有关西藏或异议活动的帖子——但是他们常常不能跟上信息的洪流。
刘晓原律师说,惩罚不会加诸于主流媒体的错误报导。比如,周日早上,新华社报导说国际奥委会已经选择伊斯坦布尔作为2020年奥运会主办地点。实际上,被选中的是东京。
“他们不会处理官方网站的错误。”刘晓原说。
美国之音:敲响了中共法治的丧钟
《美 国之音》报导说,作为中国司法最高机关,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出台的最新司法解释令中国众多的法律人哀叹中国司法一夜倒退不止三十年。中国网民纷纷指出, 推出这种无视基本法律和法治原则的司法解释,等于是敲响了中国法治的丧钟,使中国重新倒退到30多年前可以由公安机关随意抓人定罪的“文化大革命”和毛泽 东时代。
文章说,显然,在发布堪称世界司法史上奇葩的司法解释的时候,法院和检察院也意识到这种解释会受到质疑、抨击、嘲笑、嘲弄。因此两高在发布解释的同时特意说明,“行为人不明知而发布转发的不构成诽谤罪。”
然而,在批评者看来,中国两高这种说明只是虚晃一枪,甚至有引蛇出洞、诱人犯罪之嫌,因为两高的这种说明是让中国的警察机关牢牢掌控着公民是否犯罪的裁判权、判定权,中国由此正式成为一个警察国家。
中国法律界的批评者还指出,两高的这种司法解释不但是违反和践踏基本的、起码的法治原则,也违反和践踏中共领导制定的宪法,因为这种司法解释是对中国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制,而这类事关公民基本自由的限制只能是来自中国的立法机构经过正当的公众意见征询和人大辩论之后的立法。
亲中共当局以及当局明里暗里雇佣的网络写手表示:就是不能给错误的言论和谣言留空间,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从来就不包括发表错误的言论和谣言的自由。
中国许多法律人则表示,当局和当局支持者的这种说法是无知的可笑;对付错误言论和谣言的文明手段是正确的言论和开放的信息而不是监狱;而当今世界文明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所谓的言论自由,主要是指错误的言论、以及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自由。
大陆《经济观察报》挑战中共“两高”
(大纪元记者金睛报导)9日下午,中共高院高检出台了“法律严惩网络诽谤”的解释,这一司法解释在中 国有等同于人大立法的效力,将于9月10日起施行。《经济观察报》当日刊发评论,认为匆匆出台的司法解释,是一种“应景之作”,有严重的政治化色彩,是对 现行刑法的“亵渎”,也是对广大使用信息网络的民众的“威胁”。
《经济观察报》单挑高院高检
8月下旬,中南海发起打击网络“谣言”的运动,一时间,在中国各地上百人无辜的被公安投入监狱,中共当局的公信力也再度受重创,并成为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间的笑话。在此背景下,中共继续逆潮流而动,最新的司法解释出台。
法广报导称,最新的司法解释,将最近的网络谣言治理运动的大抓捕合法化,并以刑法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了空前严厉的入刑标准。
这份司法解释显然代表了执政党的最高层的意志,但当天晚间,《经济观察报》旗下的《经济观察网》刊发资深媒体人陈杰人的长文,对其勇敢地提出了系统的批评。
陈杰人认为,这份匆匆出台的司法解释,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应景之作”,它对立法原意的突破和随意扩大犯罪范围甚至不惜以类推的方式来确立犯罪标准,是对现行刑法的亵渎,也是对广大使用信息网络民众的威胁。
首先,他认为,这个解释所规定的“点击浏览5000次或转发500次”的犯罪标准过于草率。其次,是解释中对刑法有关诽谤罪公诉标准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规定了七个标准,“语焉不详,无法操作”。
陈 杰人提出,即便确实认为在网上起哄应以刑事规制,也应该由立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来扩大解释。陈杰人指出,为什么这次解释硬伤重重?皆因这次解释出台的背 景有严重的政治化色彩。在这次公安部主导的“净网行动”中,警察违法类推,有扩大化抓人之势,而两高作为法定的制衡机关,不仅不坚守法律底线,反而为公安 机关“背书”,这种政治化的司法行为,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也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准则。
他建议,中共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应该尽到立法者的责任,主动审查并否决这份严重僭越立法权的违法解释,或者由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要求废止这份解释。
外界也对两高的司法解释提出广泛的质疑,“在实际操作中,是真相还是诽谤,是恶意还是无意,全由官方说了算,这为当局任意抓人和打压言论大开方便之门。”
有民众表示,作为中国最高司法机关,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居然推出这种无视基本法律和法治原则的司法解释,等于是敲响了中国法治的丧钟,使中国重新倒退到30多年前可以由公安机关随意抓人定罪的“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