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谁掌握的牌更有威慑力？

仅就贸易战而言，中国现在手中并没什么牌，但中国会“造牌”，最近造了两张，一是朝鲜牌。习近平于6月20日开始对朝鲜进行两天国事访问。美国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认为习此举意在获得对付美国的筹码，比如说服朝鲜重启朝美无核化谈判，从而推动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但结果却大出他们意料之外，习近平明确表示，会对朝鲜的安全提供帮助——这里提及的“安全”，是指金正恩向美方要求提供的体制安全保障，这是中方从去年在美朝首脑会晤时仅对朝鲜提供支援到现在积极主动为朝鲜提供体制保障和安全的“预告”。第二张牌是加强与塔利班的联系。塔利班首席谈判代表毛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及其他人员最近在北京会见中方官员。这张牌只能被解读为北京向华盛顿表示自身对塔利班有影响力，因而对中东地区都有重要的控制力。

但中国的痛脚此刻正被美国捏着，那就是香港作为特别关税区的地位正受到美国“关注”。6月12日，在香港反送中的抗议者和警方发生冲突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称，如果香港政府让《逃犯条例》修订获得通过的话，美国国会将重新评估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是否有足够自治，国会可能继续考虑《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而后者将重新检视美国和香港的特别关系。要了解这张牌有多重要，就需要了解香港特别地位的由来，以及美国与香港特殊地位之间的法理纽带。

香港的特殊国际地位由两个法律文件奠定，一是《中英联合声明》，该声明保证，香港在主权移交后，继续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地位。香港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在经贸层面，香港可以自行与其他国家商讨双边合作。二是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该法承诺，香港回归中国后继续享受贸易优惠，承认香港特区护照，并允许香港采购敏感技术。政策法规定，如果美国总统认定香港不享有“足够自治”，有权中止这项法案。近年来，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多番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被认为是政策法的强化版。该法案2017年版本载明，在指定任何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法律和协议前，美国国务卿需向国会确认“香港享有充分的自治”。除此之外，国务卿每年都要向国会报告“涉及美国利益”的香港情况。此提案从未在国会通过，今年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后，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修法，中国这才慌了神，因为香港失去特别关税区地位后，损失最大的不仅是香港，还有中国。香港有特别关税区这一特殊国际地位，许多中国不便于出面干的事情，都由香港出面干，就连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洗钱，也莫不假道香港，原因是香港本就是自由世界的一员，信用比中国大陆要好得多。

美国手中的牌多，掣肘因素也多

美国手中的现成牌比中共多得多，一是关税。但美国不是中国，允许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对关税征收一事，自然有褒有贬。白宫将关税起征日定在7月2日，本来意在暂时缓和对华征收惩罚性关税，在G20会议与习近平会谈取得进展，让中国回到谈判桌上来。按例要举行为期七天的听证会（6月17日至25日，周末休息），预计安排300多家美国企业派出代表作证，据称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收到1200多条书面意见以及要求当面作证的申请。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17日报道，华盛顿最强大的商业团体美国商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文件，称对华新关税将会大幅增加对美国消费者、工人和企业造成的伤害，白宫加征的关税有可能在未来10年让美国经济损失1万亿美元。

美国企业对关税的态度，取决于各自在全球供应链中所处位置而不同。企业需求的中国商品如果被列入增加关税之列，因关税会增加其生产成本，大多反对关税。例如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烟花表演公司Atlas PyroVision几乎全部依靠从中国进口烟花来为各城市提供烟花表演，并向消费者销售烟花产品；窗帘进口商、婴儿安全门和婴儿床栏杆生产商Regalo International LLC也同样如此。《华尔街日报》对美国联邦进口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受新关税影响的商品包括273类中国进口占比超过90%的商品，例如电热毯、钓鱼线、烟花等，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类商品总价值约663亿美元。如果企业的产品与中国商品构成直接竞争，则一般持支持立场。在这些对中国产品依赖过高的企业反对增加关税的同时，还有超过600家美国企业于6月21日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以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和降低企业成本为由，支持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签署企业大多为美国中小型制造商，他们认为，对中国加税有助于企业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维护国家安全。

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一事，当然可能成为G20峰会谈判的筹码，但也仅仅是筹码而已。难以成行的原因是两点：1、约有1300家美国企业在香港设有基地。2、美对香港处于贸易顺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2018年美国向香港的出口额为506亿美元，进口167亿美元，美国对港的贸易顺差达340亿美元。

美国智库舆论也出现“反战”声音，其中有政治学者哈里斯、经济学者鲁比尼等。哈里斯在《国家利益》杂志撰文说，与中国打新冷战是错误的，现在从边缘退回，恢复破裂的双边关系还为时不晚。《国家利益》杂志干脆建议，特朗普应同中国达成协议，否则就来不及了。把北京当作靶子，描绘成怪物，这样的结果就使美国人会变得更贫穷和更加不安全。

以上所述，一如贸易战开始时我估计的那样，制约特朗普总统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国内的各利益集团。

中美两国，谁更想尽快签订协议？

我早就说过，中国的办法是以拖待变，指望特朗普总统连任泡汤，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重定中美关系。如果不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促使美国两党两院考虑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重新定位美国和香港的特别关系，习近平是绝对不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为“朋友”，并让本国与美国谈判代表在G20峰会前恢复磋商。

美国政局与中国完全不一样。由于选举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想结束贸易谈判，让尾大不掉的贸易战收官。在中方否定贸易谈判协议之后，他虽然提出加征关税，却表示延后一段时期，留着一条门缝等候中国。美国副总统彭斯将本来准备在64期间发表的有关中国人权的演讲再度推迟，就是为了避免在G20峰会特习会之前进一步升高紧张气氛——这都表达了美国冀望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

如果就经济方面而言，中国承受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但是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总统及总统的政策是可以被社会广泛批评指责的，更何况特朗普总统的情况有点特殊，即使做得再好，比如美国经济趋势向好，媒体也视而不见。如今贸易战成了一锅夹生饭，媒体与民主党都会利用此事在2020大选中做文章。这就是特朗普总统面临的现状。

鉴于上述两国的考量，可以预测，G20峰会期间的特习会上，两国元首极有可能达成重回谈判桌的一些原则性意见，但具体条款的谈判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面对香港与台湾这两个“反叛之岛”，习近平不得不放低姿态；但在美国大选结果尘埃未落定之前，想要北京痛快地达成贸易协议，那也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