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中共召开了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传达了习近平的“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之意见，中共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汪洋在讲话中进一步透露了党的意图和心态。

第一，中共惧怕民营人士远离党

统战工作被中共视为一大“法宝”，此乃针对党外人士，例如民主派、海外华人、学生等。中共在9月15日的文件里称“民营经济人士”为“我们自己人”，但是它向这些“自己人”挥起了统战大旗，恰恰说明党对他们很不放心。

汪洋称，“坚持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完整准确理解‘两个毫不动摇’，坚定制度自信，把他们更好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民族复兴凝心聚力”，“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中共谈“信任”，暗含“不信任”；所谓“团结”、“引导”、“教育”，潜台词就是拉拢、欺骗、说服、命令，软硬兼施。一句话，党要民企经营者甘当傻子、奴隶，对中共言听计从。“民族复兴”是美丽的幌子和含蓄的威胁——倘若谁不服从，就是阻碍民族复兴大业，这个罪名足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所谓“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则说明很多民营经济人士对党的“认同”不够。

换个角度看问题，企业家、工商户只需搞好经营，自然就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出力，中共凭什么要求民企围着党团团转？

第二，中共逼民企对其感恩和“报国”

汪洋称，“要调动民营经济人士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深刻认识个人的成功既源于自身努力，更得益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事业、伟大的党”，“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立家国情怀，以产业报国、实业强国为己任，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积极参与光彩事业和精准扶贫”。

这段话把党的意思挑明了：没有党，民企休想赚钱；民营经济人士需要向党感恩，并且要报恩。“产业报国”是假，“产业报党”是真。“参与光彩事业和精准扶贫”是啥意思？党要企业掏钱，帮助党救助贫困地区，以达成全面奔小康之目标。国家没钱了？因为党把国库的银子用在别处了，比如支援非洲抗疫、为世卫代表旅游买单、向蒙古提供7亿元人民币赠款等等。所以，百姓得勒紧裤腰带，人民要牺牲小我，民企需要“家国情怀”。

为党服务，才称得上“光彩”，才是“回报社会”的“典范”。这才是党要求的“认同”。

中共抢劫民营企业

2019年10月14日，恒大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民营经济报告：2019》，根据报告，民营企业是政府税收和国家财力的最大贡献者，2019年1～7月税收占比为56.9%，在制造业投资中占比超85%。同时，民营企业是城镇就业的最大保障。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大陆城镇就业人数42,462万人，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占比53.4%，全部民营企业占比近80%。

2018年11月24日，中共发布了《民营经济改变中国——改革开放40年民营经济主要数据简明分析》，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在报告导言中称，“改革开放”40年来，对中国经济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应该是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的成功反衬出中共把持的国有企业的不足；另一方面，全国上千万家私营控股企业创造的巨大利润让中共不会坐视不理，因此，党把民营经济人士称之为“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原因就在于此。所谓“自己人”，意指财富均分，这时候不分你我。

中共曾宣称，要“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让企业家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然而，近几年，“国进民退”的迹象越来越多，政府干预和控制的信号越来越明显。

去年9月20日，杭州市政府宣布，将抽调100名机关干部，向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首批100家重点企业派驻“政府事务代表”。官方称，此举是为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务等等。

虽然中共官媒称未有“国进民退”的制度安排，但是，中共做事并不需要什么“制度”，如今，一份统战文件即宣告了党的绝对领导。

谈到民营企业，人们不应忘记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大改造。从1956年起，“国家”以“定息”制度，不论工业或商业，不论企业规模、盈亏，按照企业合营时核实的私股股额，每年支付资本家年息5%的股息（低于定期存款的年利息），一共发放了10年。至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中共未经任何合法手续，仅凭几份文件，便以“赎买”之名“消灭”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导致许多传统企业和品牌被埋葬。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全国几千名工商业者被逼自杀。在上海，四个月里即有876名资本家跳楼身亡。

1983年2月，中共统战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规定：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皆因上述政策文件而败诉。有学者对这一政策提出了质疑。因为政府既然向私股股东支付定息，就等于承认了私股股东对合营财产的所有权。自1966年9月之后不再支付定息，并不说明一夜之间这些财产收归国有。

1956年2月3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称：“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1亿9000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1亿9000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

今天，中共仍在盘算着“共产”——窃取、抢夺他人之财产，这是共产党的存活之道。面对党的新号令和召唤，大陆民营企业家们估计都寝食难安。

此际，中共毫不掩饰地要深入控制民营企业，暴露了它的执政危机感和经济上的困境。党的统治与禁锢，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中共却把中国人民创造的经济成果归功于它的名下，并不断地以“民族复兴”欺骗企业家和劳动者，试图维持坐享其成的现状。

可以预见，中共号称的统战“新局面”将酿成一股股寒流，或将逼退更多民企精英。希望大陆和港澳工商界人士能够认识到，唯有远离中共，个体的自由、权利、生命和财产安全才有保障。